在北京，人们度过了一个接待任务很重的暑期
本文来自：真实故事计划，作者：肖思佳，编辑：温丽虹
能否游刃有余地接待来北京的亲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一个人“混得开”的软性实力。
对故乡的亲朋来说，那些从小城镇去往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是跳出了一方小水池，成就了一番天地的有为青年。因此，每当亲友们赴京旅游，往往也带着某种“取经”和“投靠”的期待。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奔赴北京的年轻人们，也有各自的生活难题。如何以有限的财力和精力，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朋，成了不少北漂家庭难以言说的烦恼，和情理上的矛盾。
勒紧裤腰带接待
“过阵子我准备来北京玩上几天。”收到叔叔的信息时，杨天正在吃早饭。
5月的北京，空气中已染上了几分夏日的气味。这天是周六，杨天本觉闲适，想着吃完了早饭，就躺到沙发上读那本看了一半的小说。
看到叔叔发来的消息，杨天没了这份心情。他快速在脑子里算起了账。首先要准备一笔钱，为叔叔定住宿的酒店。其次得包辆车，接送叔叔在各个景点间往返，一天下来少说也要两三百。除此之外，还得请几天假陪叔叔，这是件麻烦事，就算不耽误工作，也要扣不少工资。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几千元就没了。
携程发布的《2023年暑期出游市场报告》显示，截至8月23日，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名中，北京排名第一。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统计，2023年北京全市旅游接待3.29亿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年之中，北京的暑期更是旅游旺季，很多故乡的亲朋会把在北京打拼的熟人列入探访名单，甚至在其家中投靠，省下部分食宿的费用。因此在北京，许多人会在“搞接待”中度过夏天。有人乐此不疲，但也有一些人因手头拮据而难言苦衷。
杨天今年32岁，2015年毕业后，他在北京有了工作，后来也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北京见证了他人生中一系列的大事。在故乡的亲人眼中，他是个在北京有着体面工作的文化人，也是很多亲朋教育孩子时会提及的榜样。
而实际上，杨天已经有三年没有涨过工资。在故乡亲朋无从知晓的角落，杨天的生活这几年也进入了需要量入为出的阶段。随着杨天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今年年初，这个三口之家刚搬进了套两室一厅的新房。为了节省租金和生活成本，他们搬到了位于北京郊区的东坝，每天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才能抵达杨天上班的公司。
自去年起，公司的业务就进入了寒冬期，老板的脸色每天随着项目的变化而变化。几千元对杨天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何与妻子解释这笔支出，想到这个问题他更心烦意乱。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家乡的亲朋们眼中，杨天是能在大城市里拼得一分天地的有出息的孩子，至于他当下面临的这些拮据和生活的压力，故乡的亲朋无法仔细得知。
真正令杨天觉得烦恼的，是亲人的顾盼和实际经济条件产生了矛盾。杨天知道，来北京这件事，叔叔已念叨了多年。而且，叔叔待他好，他牢记在心，叔叔在杭州经营着一家轮胎厂，每回杨天去往杭州，叔叔总免不了用好吃好喝的招待他，抽的烟也都是二三十元一包的价位。礼尚往来，于情于理，叔叔的这趟行程，杨天觉得自己应该接待。
半晌，杨天回复叔叔道“最好在暑假之前来”。思及自身的经济情况，杨天不敢承诺得太满，只得暗示叔叔避开人流量高峰期，也避开消费的高峰期。“等您来了再说”，他补充道。
叔叔要来北京的事，像一颗被用力掷入平静的湖面的石子，在杨天的生活里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涟漪。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天的思绪始终被这件事所占据。
他不敢主动联系叔叔，也不敢询问他究竟何时到访，总担心哪天对话框上又再出现叔叔的头像，每天心里总吊着一口气，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来京旅游的人络绎不绝。但另一面，对生活在北京的人们而言，接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其实也是苦差一件。
今年夏天，在北京生活的李娟和丈夫黄宥伦，就经历了这样一场耗费精力的接待。
得知丈夫的两位姐姐8月要来北京旅游，李娟立刻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起来。前一年，黄宥伦的两位姐姐来北京做客时，一直想去故宫，就因为没抢到票遗憾离京。今年，李娟希望提前做好准备，不要让亲人们再次遗憾而归。
头一件事就是安排住宿。由于暑期是旅游旺季，李娟查询发现，家附近条件较好的酒店价格已经涨了上去，便宜些的酒店，不是条件太差，就是距离太远不方便集合。在姐姐也同意的情况下，夫妻俩决定，把客人接到家里来住。
自毕业后，李娟就和丈夫黄宥伦在北京携手打拼。婚后，他们生育了两个孩子，如今一家人租住在北京西三环外一间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为了帮助李娟夫妻俩照顾孩子，黄宥伦的父母平时和他们同住，此外，家中还住着一位负责给一家人做饭的住家保姆。
三室一厅的房子，原本一家人住着已经填得满满当当。要想再住下两位大人和4个孩子，夫妻俩重新规划了空间。最终，他们决定招待姐姐们期间，由李娟带着自家的两个孩子，和阿姨睡在主卧；婆婆、大姐和15岁的外甥女睡次卧；二姐和两岁的小侄子睡在书房；黄宥伦则率领父亲和另外两个外甥，4人挤在客厅打地铺。
整整10天，13人在100平方米左右的屋内同吃同睡，事后回想起来，李娟觉得喘不过气：“家里就像煮饺子一样”。
自从接到“招待任务”后，李娟进入“备战”状态，每天脑海中都演练着行程安排。作为家里的女主人，李娟渴望制定出周密而完善的行程，生怕怠慢了远道而来的两位姐姐。尽管丈夫宽慰她，都是自家人，没必要有太大的负担，但身份上的差别，还是让李娟不能不感到紧张。最后丈夫承担了统筹工作，规划好了每天的出行路线，令李娟心里踏实了不少。
抢购景点门票同样是个难题。暑假期间，一票难求。经历了去年姐姐们没能参观故宫的遗憾，2023年年底，夫妻俩做了功课后，特意买了故宫的年票，年票用户可以提前一天预约参观，免去抢票烦恼，每人可以免费带三个小孩进场，今年在接待姐姐的时候，果然派上了用场。
就在李娟和丈夫紧张做着前期安排时，姐姐们对此知之甚少。反而比较悠闲，迟迟没有定下来京的具体日期。很多订票的工作，也就无法提前展开。
李娟心中着急，却也不好过多催促，只能不断地和姐姐们反复确认行程安排。等定下出发日期后，李娟赶忙开始订票，像环球影城这样的热门景点，由于没有提前预订，官网上的票价已经涨到了成人700元左右一张、儿童500元左右一张。李娟觉得肉疼，于是又翻遍了互联网，最后在一个第三方平台找到一个套餐，平均下来一个人只要4、5百元，但也花了近3000元。
黄宥伦家到环球影城之间，隔着大半个北京城。到环球影城那天是周一，8月3日。正值暑假，检票口排起了长队。黄宥伦带着二姐、4位外甥外甥女，以及自己的大儿子，7人排了40多分钟才入园。紧接着又排队了一个半小时，才玩上了第一个项目，结束后已是中午。
八月初，是最热的时候。一直到晚饭前，他们也只玩了三四个项目，剩下时间，都用来在长队中体验北京夏天的暴晒。
为了赚回高昂的门票价，8点吃过晚饭后，黄宥伦又带着几个孩子冲向了排队玩过山车的队伍，每次从过山车上下来，就重新钻进队伍里，不断重复着，一直疯狂玩到了闭园。
在返程的地铁上，没有抢到座位的二姐和几个孩子，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所有人都精疲力尽。维持地铁治安的工作人员看不去了，提醒他们往前面车厢走走，可能有空位。一行人又拖着身子前行，等找到座位后，几个人刚坐下，很快就靠着椅背东倒西歪地睡着了。
尽管李娟事先做了周全的计划，但谁也无法预料旅途中会出现哪些突发状况。8月4日，结束了国家博物馆的参观后，黄宥伦租了几辆共享单车，本想带着姐姐和孩子们，骑着车沿途一边兜风，一边欣赏天安门的落日。没想到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外甥骑得飞快，一上车就没了踪影。
在追赶外甥的途中，他们先是从王府井一路骑到了西单，接着又在半道上碰上了交通管制，每一个路口都遭遇限行，只能沿着主干道一路往前，无法掉头或左右拐，就这么从西单又骑到了东二环。一趟悠闲的骑行，就这么变成了磨人的极限运动。等归还了单车，黄宥伦才发现自己已经骑了2个小时，甚至骑出了7元的高价。
黄宥伦从没有骑过那么久的自行车，还是一辆需要载着自己儿子的亲子式双人单车。等到第二天醒来，他的腰还在隐隐作痛。“虽然拍了点（风景）视频，但真的太累太不值得了。” 黄宥伦苦不堪言地回忆道。
寄托
接待姐姐来京旅行的过程中，李娟和黄宥伦觉察到，她们对于这趟旅程，有着超乎游玩一番的期待。
制定出游计划时，黄宥伦向姐姐们征求建议，姐姐们虽然说“能去玩就行”，但也会告诉弟弟，希望这次旅行能对孩子有所帮助。黄宥伦心领神会，把国子监、国家博物馆和故宫这类有文化底蕴的景点，加入了行程之中。
黄宥伦从小与姐姐们感情深厚。他们三人出生在江西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县城。从小，父母就将“读书改变命运”视作姐弟们的出路。奈何迫于生计压力，大姐早早就辍了学，初中毕业后就前往广东打工，挣钱供二妹和弟弟继续读书。
三人里，黄宥伦是最能耐下性子学习的那个。小时候电视里放《还珠格格》，父母不在家，大姐和二姐都跑去邻居家看电视，只有黄宥伦独自留在家中学习。2005年，黄宥伦不负众望地考上了211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路生根发芽。
如今，黄家的三姐弟走到了为人父母的年纪，纷纷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殚精竭虑。尤其是二姐。她的大儿子正在青春期，调皮好动，让大人带起来更操心些。
在两位姐姐眼里，从小就出类拔萃的弟弟，教育孩子的方式，肯定也更胜一筹。即便黄宥伦最大的儿子也才5岁，很多育儿问题黄宥伦和妻子其实没有遇到过，但姐姐们坚信，弟弟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更好，言语中也总向孩子们强调“舅舅是很优秀的”“要多跟舅舅谈心、让舅舅教你学习”。
李娟和黄宥伦推论，姐姐们这次来北京，旅游事小，取经事大。
逛故宫时，对历史略有涉猎的黄宥伦充当导游，领着小队伍一路讲解。为了这次导游，黄宥伦还提前上网做了功课。游览过程中，姐姐们一面点头如捣蒜，一面不断敲打着自家孩子，“好好听舅舅说”。
几个孩子一开始还颇感新奇，但现下故宫的宫殿门口，都设置了铁栅栏，游客们只能隔着几米远的距离，往里边遥遥地望上一眼，多半看不真切。时间一长，加上烈日炙烤，外甥和外甥女们在烈日下很快觉得无聊、没劲、累得慌，不是垂着头叹气，就是耷拉着脚，两只眼睛来回晃悠，思绪跟着飘远了。
最后一天，一家人去参观北京Top2高校，两个外甥脱离了队伍，跑到操场上踢足球。黄家二姐对儿子的表现很是失望，离校后立刻就在路边拉着儿子开起了批判会。她数落儿子“没有认真看”“没有感受高等学府的氛围”“不成器”。
“去北京”像一场朝圣。在北京安家的人，连带着沾染上了这座城里的圣光，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远道而来的家人们内心的某种期待。
杨天也是家里唯一的京漂。临近夏天，他忐忑等待着叔叔的回音。他的叔叔没有再发过要来北京的消息，杨天有些惭愧，但也忍不住松了口气。
不过这个夏天，杨天还是接待了趁暑假来北京游玩的外甥。
外甥是独自来的，不需要太多排场。7月的一天，15岁的外甥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他给杨天发去消息：舅舅，我到车站后你开车来接我。
杨天回：舅舅没有车，搭地铁来接你。
一大一小两人坐上地铁后，到了青年路站下车，再改打车回家。一路无言。
外甥学习成绩不好，用大人的话来说，这孩子终日沉迷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他的父母都在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学业，对教育下一代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期望借着让孩子去北京旅行，在杨天这个文化水平高的亲人身边，得些教导。
相处那几天，外甥很少出门，几乎都待在家里。正好，杨天也没抢到各个景点的门票。他有些懈怠，懒得费心。外甥对现实世界的疏离，恰好给杨天省了不少心力。
但北京的一些顶尖学府是一定要去的，不过，因为没有抢到当天预约参观的名额，杨天只带着外甥在校门口的人群中，向里张望了一眼，又在摆摊的老太太手里花25元，买了几个印有Top2高校logo的书签和纪念章，让他带回家留个纪念。临走前，杨天让外甥对着校门拍了张合照，外甥面无表情，如提线木偶般配合，神情有些呆滞。咔嚓一声，此行的任务算是勉强完成。
临别那天，杨天掏600多元给外甥买了回家的车票。他略带惭愧地对外甥说道，这次你来，舅舅也没送你什么东西，给你买个车票，你手里的零花钱自己留着，我就不给你买鞋了。
按理说，这次外甥前来，杨天还理应给他买点衣服、鞋子，作为回礼。毕竟每次杨天带年幼的孩子回老家，姐姐都会给孩子准备见面礼。但杨天囊中羞涩，想着应省尽省，只一顿烤鸭、一顿火锅、一顿酸菜鱼、一次后海的划船，就算尽了地主之谊。
在故乡的人心中，去了北京发展的人，总归是光鲜亮丽、收入体面的。老家县城的朋友，总觉得杨天去了北京便是出人头地，免不了高看他一等。每次见面，总是要吃饭、喝酒、唱歌，亲亲热热地招待他一番。但其实，杨天每月的到手薪资只有一万多元，北京物价高昂，这笔钱只能维持生计，“赚的还不如人家。” 杨天自嘲地评价道。比如那位在杭州开轮胎厂的叔叔，据杨天的爷爷说，光资产就有上千万。
外甥离开后，杨天走在回家的路上粗略算了账，发现这次招待外甥只花了差不多1500元，比预算少了将近一半。
量力而行
张超来北京10年，刚来那会儿，接待来北京游玩的亲朋，他总会因为与朋友相聚而高兴。那时候生活形势大好，他总觉得无论花出去多少钱，总有一天都能赚回来。
如今40岁，他在这个夏天接待朋友，已经感受到乏力。这几年，财务危机夹杂着中年危机，一齐砸向了张超。压力一年大过一年。
为了保住手上的工作，他更加勤勉地工作，一个人顶两个人用。今年4月份，突然有3、4波朋友同时来北京，约他见面吃饭。那时，他手上有两个紧急的项目同时运转，分身乏术。
张超不想扫了朋友的兴致。他觉得，到了这个年纪还有朋友记挂，是件难得的事，应该珍惜。为了赴约，张超不得不连续熬了几个晚上的大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赶完了项目进度。
如何接待朋友，张超有一套心得。为了控制支出。张超特意整理了一个清单，列出了不同品类的餐厅，都是他这些年在北京吃过觉得不错，价格又适中的，人均顶多2、3百。如若是关系再近些的朋友，张超会额外再抽出半天时间， 带对方去自己的秘密景点逛逛，比如前门附近的三里河公园，人少、风景好，有一条模仿江南水乡打造的河流，还不用买门票。
今年，他接待一位大学同学，特意选了一家新疆菜馆。他记得那家店的大盘鸡，分量足、味道又好，性价比很高。没想到菜端上来后，昔日物美价廉的大盘鸡却换了副模样，盘子小了一圈，分量少了，再咬一口，发现口感也不对，肉质又干又柴。
上菜前，这名同学还动情地和他回忆大学往事，提到当年有位算命先生说自己未来会发迹，果然不错，如今，她老公已经在广东买了第五套房。
感觉到菜色显然不合同学的口味，张超有些后悔选了这家餐厅，桌上的气氛逐渐变得尴尬，直到所有话题都聊完，同学也没夹过几口筷子，盘子里的菜剩下了大半。趁还没散场，张超赶紧多加一个菜。
朋友们接二连三到访，让张超的腰包和内心都受了伤。他不敢计算前后总共花了多少钱，生怕看一眼就会崩溃。“如果自己再混得好一点，就不会在乎这些压力。”他感到丧气。接待朋友前，张超甚至琢磨了好几天，要去哪里接个副业干干，多赚点经费。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毕竟光是本职工作，就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
张超将这些念头暂时抛在脑后，当下首要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勒紧裤腰带。整个夏天，他连一件售价200元的polo衫也舍不得买。有时，他会穿着一些公司送的免费的文化衫去上班。同事见了，向他投来怜悯的眼神。“其实是我本身就喜欢那件衣服”，张超尝试解释，但没有人信。
为了陪伴姐姐们出行，黄宥伦也搁置了大部分工作。他做的是婚姻修复业务，今年的生意，也比往年更难做。过去，客户们向黄宥伦咨询业务时，大多付账爽快，鲜有二话。现在，经常有人和他打了半天电话，扭头就问他能不能免费。姐姐来京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是上千元的支出，钱像水一样流出去，却没有任何收入进账。
有一天，李娟实在忍不住，关上卧室门，向丈夫发了火。起因是外甥们将玩具扔得满地都是。其中还有李娟狠心花好几百买来的变形金刚、手枪玩具，他们见了很是新奇，变着法玩，结果全弄碎了。
想到自己和丈夫每天累得精疲力尽，钱哗啦啦地流走，又没讨到半点好处，李娟内心的火一下子被点燃了。好在丈夫极力安抚，宽慰她不需要天天陪着出门，留在家或出门喝个咖啡、看个电影都好，这才平息了李娟的怒气。
为期10天的行程结束后，黄宥伦也觉得受不了。孩子们睡得晚，醒得早，夫妻俩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
送走姐姐们后，黄宥伦立刻给自己订了一张飞往云南的机票，想好好放松放松。抵达云南的第一天，他整整睡了一天，直到第二天还没缓过来。“实在要累死了”“太累了”回忆起这趟接待，他不断重复着相似的感受。
“以后最好就别接待了。”黄宥伦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他发誓，下次一定要报个旅游团，再也不亲自上阵。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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