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共同富裕”的口号被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视为中共为了笼络和凝聚民心、民意而画的一个“大饼”。江苏省张家港一个小村子实现共同富裕的事例虽然受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赞许，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这种集体经济或人民公社形态的发展模式，因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并不适应中国其他乡村效仿，此前在全中国赫赫有名的几个“共同富裕”的典型也都已经在红极一时后纷纷倒下，充分说明了家族或世袭式的模式，而非民主、法治的管理模式，终究不可长久。

在今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属的江苏人大代表团会议时，对张家港市永联村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大加赞赏。他说：“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你们是先行者，要把这个路子蹚出来。要继续推进共同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永联村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东部，上世纪70年代曾是张家港市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最落后的一个村，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68元。

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说，永联村贫穷落后现状的改变靠的是“第一任书记吴栋材带领干部群众苦干实干，通过发展渔业、开办小型加工厂等，赚下村里的‘第一桶金’。”报道说，此后永联村又办轧钢厂、炼钢厂，后来又成立永钢集团。在集团股份制改革时，吴栋材决定实行“村企合一”的政策，留25%的股份由全体村民所有，走出了具有永联特色的村企联合的发展道路。2005年，吴栋材的儿子吴惠芳接班成为新带头人，率领永联村制定了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蓝图，因此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到2023年全村各项收入1616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3.35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7.3万元。除此之外，村民还享受生活补助费、养老金、助学金、农转城补助、尊老金等10多项福利保障。



永联村的路走得通吗？

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中西部的重庆视察，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防止农村人口大面积返贫，规模性返贫。因为习近平深知，靠所谓“杀富济贫”的方式来全面脱贫，全民奔小康，这条路让他走的不踏实，想找出一条所谓真正的共同富裕的路，而永联村的致富之路为中国的8亿农民共同富裕指明了一条道。

他指出，如果真能够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解决彻底脱贫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肯定是好事。但关键是这个路能不能走得通。

他说，永联村老书记吴栋材将权力传给有部队历练和党政经验的儿子吴惠芳，尽管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是这种世袭、家族式的权力转移，在没有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制度化的权力过渡机制下，很容易导致个人权力不受约束，演变成一个土皇上，最终势必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他说：“但实际上，就是权力不受约束，变成家族的权力以后，他就完全异化了。所以像张家港这个村镇，能够走多远，这点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几个红极一时、但现在已经没落的农村“共同富裕”的典型。

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无锡市的华西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从盛到衰的教材。华西村书记吴仁宝在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大量的贷款和投资后，最后建起来所谓的“天下第一村”，村里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住进了小楼，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是，吴仁宝在退休时将村书记的职位交给了他的儿子，使华西村慢慢地变成吴家的一个“土围子”，吴家的独立王国。2013年，在强人吴仁宝去世后，华西村开始逐渐走下坡路，2023年据称负债400多亿，最后落得个“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曾经被誉为河南第一个产值超“十亿元” 漯河市南街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与华西村一样因搞集体经济出名。在通过村办企业发家致富后，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村里实行了“全包式”福利，人人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甚至免费水、电、气、面粉等的供应。村民们在《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进出工厂，一派现代社会的乌托邦景象。然而这种不可持续的“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以及后来投资失误，经营不善，导致这个曾经的十亿村从巅峰跌落。

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书记禹作敏在中国改革初期头10多年间曾大刀阔斧地搞改革，尤其是得到了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的大力支持，缔造了大邱庄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庄”的神话，让村里的老百姓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但是，1993年8月禹作敏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项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于1999年在狱中服用大量安眠药死亡，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经济神话破灭。

“共同富裕”仅仅是“乌托邦”吗？

中国经济事务专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副教授谢田说，习近平提倡的所谓“共同富裕”这个名词，其本身实际上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他说，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共同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那种乌托邦的形式。

“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上面，就是习近平他的脑子里好像就是刻满了以前那种计划经济的印象。他对土地私有权是坚决排斥的，他要维护公有，也不能真正让人们富裕，因此只能找一个什么试点，一个标杆来展示一下，让他们共同富裕。这个共同富裕，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谢田教授说，尽管习近平赞扬永联村的致富之路，希望永联村为其他人致富趟出一条路来，但是他认为，永联村这种类似人民公社的共同富裕模式是不能复制的。

他说，中共毛时代曾号召“农业学大寨”，把大寨经验向全国农村推广，但中国的农民、农村并没有富裕起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一个个看起来都挺好，村办企业，村办农业，村民享受很多好处和福利，但是最后，这种靠政府贷款和特权扶植起来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上是无法跟那些真正的民营、私营企业家竞争。他说，在支持他们的一些中央领导或者某一个势力失势以后，或者后面的贷款跟不上，这些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他说：“第一，没有真正的在私营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再一个，用强力的手段，家长式的统治来维持，也不是企业真正能够长期运作的方式，所以最后都是全部破产。现在习近平又在提倡永联村的经验。中共总是想着靠一个典型，但这个典型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产物，也经不起市场的考验。等着那个热劲儿一过，自然就会破灭。”

中国改革开放近50年来，经济发展上了个大台阶。1980年代的人口红利让中国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农村人口。2020年5月，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中国的农村人口，除了东部沿海城市周边的乡镇借改革开放先富起来以外，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比较贫困，尽管习近平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前对外宣告，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被宣布脱贫，目前面临返贫的档口，如何让这些贫困人口富足起来，实现中共所说的“共同富裕”，关系到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不过，谢田教授说，共同富裕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谎言。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你讲共同富裕，大家都一样的富裕，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首先这个目标就错了。

“共同富裕本来就不是出路。集体经济也做不到共同富裕。这些村支书、村长、乡长不会给你一样富裕的，这个是不同的。但是，正常国家的不同是个人努力的不同，或者我们说命运的不同。中共的那个不同，它是权力寻租的不同，胆子大一点的，敢贪腐的，可能就富起来了。”

农村富裕之路在哪里？

谢田教授说，解决中国农村人口贫困问题，靠一村一户小农作坊是不行的，中国一定要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其前提条件是允许农民自有的土地出让或兼并，让农民在拿到土地出让费后，到城镇去生活。这样也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

经济观察人士李恒清说，全世界真正能够解决农民、农业、农村人口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庞大的农民群体，只有一条路，就是农民要离开土地，农村人口逐渐城镇化。因为农民靠那“一亩三分地”，真正养家糊口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共同富裕了。

他说，永联村实现共同富裕，是靠工业、商业、企业最后发展起来，赚了钱，最后再反哺农业，这实际上就是走的一个城镇化的路。

不过，李恒清指出，一旦当年带领村民实现富裕的人蜕变成当地的土皇帝，从原来推动发展，到后来为了维护权力而限制发展。因此，他相信永联村最后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