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法国东部。 一列蒙着窗的旧火车，正气喘吁吁地在冬日里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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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节运牲畜用的车厢内，男女老少像沙丁鱼罐头般挤在一起，屎尿撒了一地，空气污浊不堪。 矮小的法尼娅蜷缩在角落，猜测着此行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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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个小时后，火车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停在被探照灯照亮的午夜… 粗暴的士兵连踢带砸，将大部分人赶上红十字会的卡车，随身行李则由“专人”运送。 法尼娅是剩下的那队人，在军犬的护送下，继续向前徒步。 她要去的，是不远处的地平线上，闪跃着火光的地方—— 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后来，营管嗤笑着，指向烟囱口的浓烟告诉她，那就是先前被红十字会卡车骗走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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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尼娅的噩梦，在“接待区”拉开序幕… 这里像工厂的流水线：先被强制剥光，再赤裸着身体被剃光毛发（只针对犹太人）、黥上编号。 最后用冰水沐浴，换上随机分配的、尸体与活人之间循环穿戴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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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成小山的衣服首饰，或是在集中营的“黑市”流通；或是打包运往柏林… 人体变为一座“矿山”。 牙齿，做纽扣… 骨头，转化成肥料… 脂肪，过滤后生产肥皂… 毛发，制成电线的绝缘套、毛毡、织物、床垫… 剥光剃净后，法尼娅踩着比脚大8码的男鞋，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隔离区。 昏暗的棚屋内，上千名女囚挤在成列的三层木架床上，空气中弥漫着停尸房才有的那种腐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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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如果发现有人死了，尸体就直接被扔在地上，给尚且活着的人腾出翻身的空间。 茅房是一个十几米的深坑，50多个女人同时坐在坑边的木杆上排泄。 常有羸弱者无力支撑，掉下去活活摔死。 无望的法尼娅煎熬着，等待着，被送去毒气室、推进焚尸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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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营管来寻找能演唱歌剧《蝴蝶夫人》的人，法尼娅的命运就此改判死缓—— 法尼娅曾以钢琴第一名的成绩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在因帮助抵抗组织而被捕前，她是巴黎酒吧小有名气的演唱者。 法尼娅无比讶异：比克瑙灭绝营内，竟然还有一支女子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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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过人的专业素养使她获得了肯定，住进了条件与隔离区相比，简直称得上豪华酒店的女子乐队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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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女子乐队至少要排练17个小时。 上午，她们的服务对象是即将步入毒气室的囚犯； 下午，是杀人杀累，需要用音乐洗去疲惫的党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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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幸存者，这段惨痛的记忆在法尼娅逃离奥斯维辛30年后，被写成《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一书，豆瓣评分高达8.8，为人神共愤的纳粹罪行添上一份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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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
作者: [法]法尼娅·费内隆(口述) / [法]玛塞尔·鲁捷(执笔)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法尼娅本人携手普利策奖获得者、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将该书改编成一部电视电影《集中营血泪》，并获得艾美奖。 这本回忆录里，一个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轻易得仅需三言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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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集中营血泪》
法尼娅身处的比克瑙，至多容纳20万人。 为了控制人数，党卫军会不定期筛选女囚。 死掉的、犹太人、奄奄一息的… 只要看不顺眼的，统统拉去25号营房——毒气室的等候区。 与此同时，列车不断抵达。 每周都有几千件行李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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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尸炉一天的处理量是24000人，而烟囱冒出的黑烟从未停过，法尼娅常常觉得，自己皮肤上粘了一层油腻的烟灰… 党卫军的选人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比如，让女囚们一丝不挂地在冰天雪地里集合，按胸部的挺拔程度分组，下垂者将被推进焚尸炉… 比如，还是裸体集合，女囚们伸直双臂，胆敢抖一下的话，就会被送去25号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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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有死亡工厂之称。位于波兰南部小城奥斯威辛，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小小的女子乐队营房，住着47个、来自10个国家的囚犯，大部分是犹太人，也有雅利安人。 她们的演奏水平参差不齐，但好在乐手齐全，能满足办音乐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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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卡波（管理囚犯的囚犯，享有一定特权）高傲自负、目空一切，对她们要求十分严苛。 排练时搞错音符，或在党卫军面前讲错话，都会遭到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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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波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 毕竟，这支帮助她们暂时躲过毒气室的，奥斯维辛唯一的女子乐队，是两位指挥官依喜好组建的，随时都有可能砍掉。 想活命，就必须想方设法讨好刽子手们。 不过，在其他囚犯的眼里，为即将化作浓烟的囚犯演奏，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导致乐队被仇视、被辱骂、被吐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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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乐队成员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明明十八九岁，却衰老得像中年妇女。 更令她们恐慌的，是因精神折磨和生理虐待，消失的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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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上帝听不见她们的呐喊与呻吟，她们只能不停排练，不断演奏。 为披着裘皮大衣的党卫军军官。 为戴着护士帽的白无常。 为秘密做人体实验的医生。 也为即将赴死的囚犯… 奥斯维辛用恐惧，把人性捶打扭扯成各式的可怖形态—— 正经历浩劫的种族，发誓有朝一日杀光另一个，同样正沦为阶下囚的种族，自身厄运反倒成了行恶的教科书； 指挥官像掸掉肩头的尘埃一般，自如地把一卡车犹太人送向毒气室，却会为了失去有利用价值的犹太人而举办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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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嫉妒和怨恨，好友竟以共进晚餐为由，用毒药杀死即将离开集中营，调去前线为士兵演奏的乐队卡波； 有乐队成员家离集中营不远，每周都能收到父母寄来的包裹，但喝不完的牛奶她宁肯倒掉，也不愿与人分享； 不谙世事却知书达理的年轻姑娘，为了几块方糖、黄油，抛弃一个女人的尊严，一次次投入男人们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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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只需丢出残羹剩菜，苟延残喘的普通人就会变成鬣狗，泯灭所有道德标准，将刚拔出来的匕首接着捅进难友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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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营内，囚犯并非团结一致，而是被欲望和价值严重分化，充满恶毒诅咒和自私行为。 想想毒气室内，犹太囚犯组成的“特遣队”，正加班加点把同胞推进焚尸炉，就不觉得这些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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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女子乐队不被拉去25号营房，法尼娅如履薄冰，遇到问题总会硬着头皮上阵，比如接下乐队编曲的活儿、替补患病的打击乐手。 高水准的演唱让她颇受指挥官赏识，利用“红人”身份，法尼娅会时不时做出反抗。 改编纳粹禁曲，当面嘲弄党卫军… 在偷土豆的小提琴手即将被拖去见指挥官之际，威胁新任卡波，“敢动她今晚就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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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续命》一书中，法尼娅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她叫玛拉，是比利时的抵抗运动成员。 被运到灭绝营时，巧遇焚尸炉超负荷运作，尸体烧不过来。 玛拉和5名战友暂时关进了25号营房。 她们赤裸着从气窗逃了出去，只不过没跑多远，就正面撞上了党卫军。 19岁的玛拉不慌不乱，告诉党卫军自己来自25号营房。 这份勇气和冷静慑服了党卫军，要知道从未有人能活着走出25号营房… 因此，掌握三四门语言的玛拉，破天荒成了首席翻译官。 表面上，玛拉寡言高效，协助党卫军行动，从名单上划去死囚的名字。 暗地里，玛拉不知疲倦地帮助囚犯，计划着出逃，好将奥斯维辛的真相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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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警报声响彻营地，玛拉和爱人（行政秘书）一起逃了出去… 不幸的是，途中玛拉露出破绽，二人又被抓回了奥斯维辛，于1944年9月15日当众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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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的爱人被绞死时，几万双手举起，全体男囚向他行脱帽礼… 如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存放着两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头发。 那是这对苦命鸳鸯的，所有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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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审判步步逼近，轰炸声离奥斯维辛越来越近。 1944年11月，法尼娅和另外几名女子乐队成员，被转运去亲手建造新坟墓——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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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气室改成了向心脏注射乙酚，不变的是疯狂往外吐黑烟的烟囱… 这里，痢疾、肺结核、坏疽等疾病肆虐。 几乎没什么吃的，供水也被切断，法尼娅不得不用自己的尿液解渴、清洁身体… 营房熏人，到处是肮脏的排泄物，法尼娅只好走出营房，爬到谷仓似的尸堆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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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法尼娅得了斑疹伤寒，瘦得只剩56斤。 1945年4月15日，在党卫军决定杀光所有囚犯、焚毁贝尔森集中营的前两个小时，法尼娅被盟军救出… 当时的场景，法尼娅永生难忘—— 一名比利时军官掏出一支已用掉四分之三的口红，送给濒死之际的法尼娅… BBC记者递来话筒，法尼娅使出全部气力，唱起《国际歌》… 远在伦敦的表妹听到法尼娅的歌声，激动得昏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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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时，她说道：我从未离开集中营，我一直在那儿，每个夜晚我都在那儿…整整三十年。我憋了三十年，竭尽全力忘却这不可能忘却的一切，我终于明白这是徒劳，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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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尼娅得知，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那年，约有25万匈牙利犹太人被屠杀… 那名喜爱音乐的集中营指挥官，同时也是女子乐队的创始人，被指控杀害了约50万人，遇难者大多数是女性… 曾有学者说，即使刽子手不是纳粹，遭受灭顶之灾的不是犹太人，屠戮同类的历史性浩劫，一样会在人类的进程中上演。 因为人性之恶让我们看到—— 党卫军骄傲地自夸着，50米开外就能嗅出犹太人的“肮脏基因”… 高管和专家召开会议，科学严谨讨论，如何高效且经济地转运、屠杀犹太人… 囚犯为了一丁点特权，将同胞骗进毒气室，将尸体推入焚化炉，正如法尼娅所说，“掌权的羔羊很容易变成恶狼”… 如果没有长久深刻的凝视与反思，谁又能保证，“奥斯维辛”这道人性之恶的奇观，不会改名换姓，卷土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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