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日本东京。
冬夜寒冷的大街上,冷冷清清。
唯独公交车站狭窄的座椅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她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地坐着打盹,仿佛一尊雕像,任由车站广告牌的光亮,照映着她的脸。
她不知道,就在不远处的黑暗中,一名身穿格子衬衫,蓝色外套,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悄悄将一块石头装进塑料袋。
他装作若无其事,从车站前面路过,一趟、两趟、三趟…
然后,在凌晨4点,他再次路过车站,靠近打盹的女子,将袋子猛砸向她的头…
女人倒下了,她的生命停在了这一刻。
起初,这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
但随着警方的调查,媒体的报道,人们逐渐了解到死者的信息…
她叫大林三佐子,64岁,原本是超市里的试吃推销员,因为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她失业了…
差不多从那时起,她总是在凌晨时分,最后一班公交车收车之后,来到幡谷原町公交车站,坐在一张二十公分宽的椅子上,低头睡觉。
直到黎明时分,第一班公交车进站前,匆匆离去。
去世时,她留着齐耳短发,衣着整洁,完全不像流浪者。
但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了8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角),一部欠费的iPhone4、一张过期的驾照、装满了换洗衣物的行李箱。
事发5天后,凶手到警察局自首。
这个46岁名叫吉田和人的男子称,他家就在车站附近,女人每天晚上出现,让他觉得很碍眼,很不爽,所以“想让她吃点苦头”…
仅仅因为看对方不顺眼,就要取人性命…
现实的荒诞令人绝望,而更让人难过的是,男人的恶行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早在这之前,三佐子已经穷困潦倒,被逼上了绝路…
她的遭遇,令无数普通人唏嘘不已。
她去世后,幡谷原町公交车站堆满了花束。
诗人为她写下哀悼诗句:
数了几次,身上的钱还是八块钱,
这样一来连糖都买不到。
如果你买不到任何东西,它就等于零。
八块钱从来都不算钱,
那我算是人吗?
很多人走上东京街头,举着标语牌抗议:
“不要对无家可归者使用暴力。”
“不要忘记大林女士,因为‘她就是我’。”
几个月后,NHK推出了纪录片《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
去年,根据三佐子经历改编的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上映,引发了广泛关注,并获得日本最具权威电影的奖项“日本电影旬报”公布的“年度十佳”第三名。
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影像材料,帮我们拼凑出三佐子的一生。
1956年,大林三佐子出生在广岛。
她外貌甜美,活泼爱笑,家境中等,假期可以到东京旅行,去涩谷的百货大楼买漂亮衣服。
学生时代,她梦想长大成为一名播音员或者声优。
20岁时,还在读大学的三佐子,报名加入了广岛当地的剧团,并参演了不少音乐剧和舞台剧。
她喜欢钻研各有难度的角色,对表演充满了热情。在剧团的小册子上,她的自我介绍中写着:“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
毕业后,三佐子在婚庆公司做了三年婚礼司仪,还曾经设想过,要自己开公司。
27岁那年,三佐子结婚了,并和丈夫搬去了东京。
但婚后不久,三佐子就遭到了丈夫的家暴。
三佐子果断选择分居,然后离婚,这段婚姻最终维持了一年多,没有小孩。
离婚后,她在东京找到了一份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高强度的工作令她精疲力尽,最终因无法忍受而辞职。
但这时,她已经30岁了,工作越来越难找。
好不容易,她才在东京的一家超市找到酒水饮料推销员的工作…
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三佐子渐渐成为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人…
演艺梦想早就不想了,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想摆脱困境,过上不为吃穿发愁的生活。
三佐子外向开朗、充满干劲,但依然无法改变工作不稳定的现实。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她只能找到劳动派遣制的工作,既不涨工资也没有升职机会,说不定什么时候合同就被中止了…
从2017年开始,同事们发现三佐子开始提着行李来上班。
原来,她每个月的工资只够勉强交房租和水电费,最终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
这一年,她60岁。
失去住所的三佐子,下班只能到网吧过夜,但每天她依然在公共厕所搞定个人卫生,化好妆,换上干净衣服出门。
她从没有放弃好好生活,她多次向公司提出多增加工作,想攒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线下超市推销员的工作几乎全军覆没。
64岁的三佐子失业了。
她生前的同事回忆,最后一次见她,是2020年1月:
她在超市做推销,那么热情地招呼小男孩喝饮料,孩子挥手对她说“再见”,她就站在那里,笑着向男孩挥手,直到男孩从她视野里消失…
因为疫情影响,大量超市、网吧关停,三佐子没有再找到工作,也失去了有瓦遮头的歇脚处…
没有人知道,那个春天之后,她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只知道,在生命最后时刻,她坐的那张椅子,铁皮的,不到20公分宽,在寒冷的冬天夜晚,蜷缩在这样的椅子上,那么冰冷,怎么可能睡得着?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很多人疑惑,她为什么不求助呢?她没有亲人朋友吗?怎么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
事实上,三佐子在去世前已经有10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她的母亲和弟弟,仅仅在逢年过节收到她寄回来的贺卡。
而从2017年她开始流浪之后,家人不再收到她的贺卡 。
三佐子曾经联系过东京的救助机构,但没有领到低保。
因为领低保需要联系家人确认情况,独自在外打拼的她,可能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穷困潦倒,流落街头。
在公交车站过夜时,有路人想要提供帮助,给她夹克、围巾,三佐子也是总是低着头拒绝。
即使已经走投无路,她也要维护那份自尊。
这几十年里,她在东京拼命打工,每天站七八个小时,但很多时候,人无论再怎么拼命也很难爬出困境。
三佐子的一生,仿佛浓缩了都市女性的各种困境。
如果,她没有被家暴,另一半爱她支持她…
如果,计算机工作不是那么辛苦,公司没有那么压榨员工…
如果,社会不歧视30多岁的女性,能给她和男性一样多的工作机会,更平等的待遇…
如果,哪怕做着最底层的工作,也有机会晋升,有机会加薪,被炒了也能拿到可观的赔偿…
如果,房租没有那么贵…
如果,社会没有那么强调“不要给他人添麻烦”“人穷就是因为懒惰”…
如果,生活在大城市的个体,不是那么“原子化”,邻里、同事之间不是那么互不关心…
如果,新冠疫情没有到来…
在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情况有一点点改善,哪怕有一个人能真正走进三佐子的生命,悲剧就不会发生。
只可惜,现实没有如果…
三佐子的故事,让我想起去年春天上海疫情爆发初期,那位带着小狗在红色电话亭里生活了一个月的女士。
女人来自山东,70后,本科毕业。来上海20多年,因为疫情原因,没有租到房子,从去年小年夜开始住电话亭。
4月初,黄浦区实施封控管理,她就住进了海华小学附近的一间电话亭。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她就离开电话亭,晚上10点以后再过去,然后眯几个小时。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电话亭附近有一个插座,可以煮开水,女人就自己做面条吃,再弄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酱。
没地方洗澡,她就拿两个桶烧点水,帮小狗洗澡,自己简单洗个头。
后来,随着海华小学成为隔离点,女人被劝离电话亭。曾有人安排她前往救助站,她不去,也给她找了宾馆,她也不去。
4月29日凌晨,她带着她的狗,在雨夜光着脚离开了,不知所踪。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后来有媒体联系到她,她对记者说:我建议你晚上7点以后,沿着黄浦区的街道走一走,看看市井当中的普通老百姓、外地人,或上海人,你会觉得他们比我有采访价值。
是啊,疫情之下,一波又一波的隔离,沿街的小吃店开了又关,多少公司倒闭,多少人失业,交不起房租,还不上房贷…
普通人是那么脆弱,战战兢兢工作,老老实实攒钱,不敢冒险,不敢放任,但即使这样,也扛不住时代的风浪…
战争、瘟疫、经济危机、延迟退休、老后破产、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每一个浪过来,多少个体就此被淹没,发不出声音。
在NHK的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幕令人唏嘘。
三佐子为什么选择公交车站休息,一位同样有流浪经历的女士猜测:
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要亮一点,还有人流,这大概让她稍微感觉到“我还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真的很孤独啊,如果在这里,感觉会好一点吧…
她只不过想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比100年前强太多了…
但实际上,这个社会依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不会回头看看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弱者。
普通人的绝望和焦虑,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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