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东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后在日本、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并先后执教于牛津、东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堀田江理整理和剖析了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前八个月的历史细节，整个计划的决策过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临的两难处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国后，耗尽人力和有限的资源，经济也每况愈下，日本的统治阶层在是否继续扩张主义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甚至在军队高层中也不乏质疑者，军方强硬派内部亦有人认为如果美国开战，日本将必输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军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难之中等等这些问题。通过深度剖析许多迄今未公开过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描述了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存疑者、谋划者和所谓的爱国者的动机及作为，展示了当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体系失灵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危险，展现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没的，当每个人都是明白人，可谁也不敢说不，都指望别人出头，自己附和，最终酿成集体灾难的过程。作者将这些写进了《日本大败局》一书】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战术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战略上却是自杀。在深陷中国战区同时，又树敌于美国，决策如此无理性，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吗？
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职，第二天，天皇召见东条英机，任命他为首相，这让东条大感意外。
在近卫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令人头痛，他力主对美强硬。在决策圈中，人人都知道东条在瞎扯，就算和美国打，靠的也是海军，与陆军无关，且日本不可能打赢
据估算，当时美国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9倍，铝7倍，美国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开战，日本年均损失战舰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消失。
近卫文麿出身贵族，做事犹豫，总想讨好各方。可陆军和海军为了抢资源，都在拼命折磨近卫，东条英机的绝招是：频频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等于“爱国”，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这比逻辑更有号召力。中层军官多支持东条，他们出身寒微，在升职的天花板前，他们觉得主和派应该统统下台，好让他们放手大干一场。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愤青误会，无人敢言反战。在东条英机咄咄进逼下，近卫文麿只好拖延，可东条拿出了绝招：设置解决问题的最后时间点。在倒计时声中，近卫文麿干脆撂挑子，辞职了。
让东条英机上台，其实也含有恶意：让他也来尝尝近卫文麿的滋味，看他还真敢和美国人开战？
把东条英机推上前台之后，东条也开始犯难了。
麻烦源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以为几个月就能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匮乏，连皇宫的铁栏都被拆掉，送进炼钢炉。
逃避指责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陆军产生了激进想法：进攻东南亚。东南亚有橡胶和锡，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提供石油，同时切断中国物资供给线，逼蒋介石投降。
可那里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果然，日军刚迈开脚步，美国便下令石油禁运，日本陷入恐慌，储备用油只够一年，只能尽快向美屈服。
其实，美国也有意与日媾和。此时罗斯福已决心对德开战，他不想同时和日本打仗，他愿意让出实利，保留道德制高点。可东条英机更需要面子，以保证他“反美”表演不穿帮。在条约中，他设置了太多复杂措辞，对皮毛问题寸步不让。
其实，美国提出过大幅度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没看懂，在最后日子里，日本人也提了让步方案，可美国人也无法看懂。
直到日本军机起飞瞬间，美日仍有达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没设置倒计时，日本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罗斯福甚至对他们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同样，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协一点，日本将尽收实利，可怎么向爱国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结果全部丢掉。
在冲向战争的进程中，日本有几方面力量可以踩刹车。为什么没人踩刹车？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还因此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动议，他的一连串反问让将军们目瞪口呆，可明治维新以来，从没有天皇否决过内阁意见，他最终选择了退让。
其次是海军，山本五十六是坚决的反战派，可他没勇气反对上级，却主动提出“要打就先动手”，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远没他在备战方面下的功夫多。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竟将预计年损140万吨战舰的预测数据压缩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弥补损失的判断。负责人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是东条英机，他“反美”是为了拉票，未必发自内心，可大权独揽时，各方送来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吗？那样他将失去政治基础，他用口号绑架了日本，可口号也绑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来栖、野村等在国际社会拥有极佳口碑，他们了解世界，是坚决的反战派，但他们谨小慎微，宁愿大船沉没，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绝不主动作为。
当时日本还有自由派，坚决反战，可他们朝中无人，民间亦应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摆设。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亲）年间，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带来空前的自由氛围，却遭遇戾气剧增的局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各阶层变动极快，可上层却相对封闭，这让人人都觉得自己利益被剥夺了。
内部有怨气，又缺乏政治表达空间，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愤渠道，在教育、媒体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一家独大。透过这面扭曲的镜子，面对现实的种种不如意，日本民众将责任推给了“卖国贼”，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一手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差点在政变中被杀，他后期和近卫观点差异越来越大，甚至不再往来。
两人都反战，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基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本国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具有先见之明，在“偷袭珍珠港”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层人物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而没有道义高度，靠贪婪很容易结成邪恶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为何在日本没市场？这确有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责任。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悲剧在近代东方绝非个案。
后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后发者借鉴别人来减少“试错成本”，是为“后发优势”。可进入相持阶段，又会出现“后发劣势”：一方面，未经试错，社会就缺乏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着强国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领先，就会出问题，因为其发展不是内生的，是模仿而来的，是在“与别人比”中获得的，比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无视普世性，陶醉于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酿成灾难。
民族主义绑架社会：
万物进化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人类也如此，政治与社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也是迈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执着于不分彼此的混沌状态，不仅约束整体进步，还会造成历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战争，中层军官是重要推力，由于制度遮蔽，他们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别容易被神话、激情所欺骗。而高层却以为用制造神话、煽情能凝聚中层、把握更多的资源。
虽然生物界经常是牛摇尾巴，但在权力场中，常常是尾巴摇牛。
事发之前没有反对声音：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来栖、野村能不顾一切，果断向美国让步，结果会不会改变呢？
事实上，不会。
因为在不良大环境中，上层普遍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对自杀潜艇，但依然在实战中使用，表示一下异议，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证明了。
一个社会缺乏“忠诚的反对者”，只会增加“不忠诚的赞同者”。
开局错了就很容易一错到底：
二战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够机会来修复错误，既然受侵华战争拖累，退兵就是，虽然没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价了。
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内部也是能换掉东条英机的，但是由于战争事态一步步恶化，最终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日本内部各方决定保持沉默，让东条英机继续干下去。战后，东条英机等人负责上国际法庭，其他各方负责重建日本。
回顾日本当年的败局，不难发觉，当文化和制度偏离了进步发展的轨道，社会危机会随着发展的压力日益变大，终会发展到谁也补不了的地步。就算东条英机这一代没出问题，下一代也会出问题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携手走进灾难，依然会集体抛弃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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