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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丁祖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反对极左的狂热个人崇拜，反对跳“忠”字舞、挂“忠”字匾的“忠”字化运动，并因此殉难。
她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4岁。
丁祖晓（1946-1970）
二十多年前，当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原调研员郑立第一次听说丁祖晓的名字，并知晓她的事迹以后，十分震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偏僻闭塞的湘西山区，竟然出了和张志新一样杰出的女战士、思想解放的先驱！
在走访了许多知情人和查阅了大量档案和审讯记录以后，郑立将丁祖晓的资料上报到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后来，在2009年出版的，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上，以《“四女杰”抵制个人崇拜》为题，用一节的篇幅记载了丁祖晓、李启顺等人的事迹。
1946年，丁祖晓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香岗公社（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
1965年，19岁的丁祖晓高中毕业，她积极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回到家乡务农。
丁祖晓的家乡是革命老区，“丁家溶会议”旧址所在地。1935年召开的“丁家溶会议”由任弼时、贺龙主持，批判了夏曦的肃反扩大化左倾错误，在红二军团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
回到家乡后，丁祖晓积极上进，她加入了共青团，还先后被评为“先进社员”、“五好”标兵。群众称赞她是“返乡知识青年的标兵”。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丁祖晓担任生产大队的宣传队队长。
在目睹了一些专家、名人、教师被污为“臭老九”，许多老红军、老干部也戴着“土匪”、“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受批斗，善于思考的丁祖晓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回到家里，丁祖晓经常会与姐姐丁祖霞谈论国家大事。她忧心忡忡地对姐姐说：
“我们国家的这批忠臣良将，莫非都要像古代的岳飞，一个个都屈死在风波亭？！……”
对于这场运动，丁祖晓百思不解：为什么那些备受尊敬的人会挨批斗？为什么喊着相同口号的两拔人，会互相械斗？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看到家家挂“忠”字匾，村村树“忠”字牌（墙），人人跳“忠”字舞，丁祖晓感到非常疑虑和痛苦。
对于干部群众朝夕必做的“五个第一”（即“早请示，晚汇报”的五项仪式：立正敬礼、呼“万寿无疆”、呼“身体健康”、唱《东方红》、念语录），后来发展到在吃饭时，把饭菜盛齐摆上后，做了“五个第一”再吃。丁祖晓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没有必要，而且已经影响到群众的正常生活了，她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尤其是看到有老实巴交、识字不多的农民因为读错一个字，喊错一句口号，稍有不慎就会被批斗，甚至因此坐牢，搞得人人自危。丁祖晓更是忧心如焚，她同情这些挨批斗的民众的苦难，也深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
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思索以后，丁祖晓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忠”字化运动的实质是由林彪等人推行的“地地道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丁祖晓决定站出来，反对“忠”字化运动。她给大庸县革委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那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浪费工，而且这确实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害人的一种形式。
比如每天如果喊七亿或十四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不但没听见，而且不会真的活到一万岁。那站在像前向毛主席宣誓的人，不一定都是从内心忠于毛主席的，难免里面有很多口是心非的人，这也并非我的想象，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认为这做五个第一，不但是无益的形式，而且是有害的歪曲。……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要这样的个人崇拜。
信件发出去一个多月，没有收到回复。丁祖晓决定把自己对这场“忠”字化运动的反对写成传单，散发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姐姐丁祖霞在得知妹妹这一大胆想法后，非常担忧，试图劝阻她：“书写传单是要杀头的。”
但此时的丁祖晓已经顾不上个人安危，她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她对姐姐说：
“国家民族被这帮人搞成这个样子了，大家都滑滑溜溜不讲直话，怎么得了！”
“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在团旗下宣过誓。我反复思考过，作为一个革命青年，我已经下好决心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言警世，即使杀头也不后悔。”
妹妹的话让丁祖霞非常感动，也激起了她忧国忧民的情怀，于是主动帮着抄写传单。
1969年4月21日，姐妹俩写了多张传单，又连夜贴到县城的繁华地段。
传单上这样写着：
从现象上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
打倒个人崇拜！……
这些传单一经发出，立即传遍了大庸县，也轰动了整个湘西。
有人惊诧，有人愤怒，有人叫好。大庸县革委会视为大案要案，经上报后，定性为大庸县“特一号案件”。
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晓、丁祖霞姐妹俩被捕入狱。
丁氏姐妹被捕入狱不久，丁祖晓的同学、下乡知识青年李启顺和她的妹妹李启才，站了出来。
这两位勇敢的女孩，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声援，并要求无罪释放丁祖晓、丁祖霞两姊妹。
李启顺、李启才姐妹俩公开为丁氏姐妹的传单拍手叫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姐妹俩用节省下来的十多元钱买了钢板、铁笔、腊纸、油墨，刻印了《告全县人民书》，抨击林彪等人推行“忠”字化运动对农民正常生活的破坏，打击迫害老干部等倒行逆施的罪行，以及声援丁氏姐妹，为丁氏姐妹鸣冤。
1969年9月27日凌晨，李启顺、李启才姐妹俩在县城主要街道撒了25份传单，还大胆地把传单寄给了《红旗》 杂志编辑部。
这一事件再一次轰动了大庸县城。
很快，李启顺、李启才姐妹被逮捕入狱，与丁氏姐妹案合并，定性为“以丁祖晓、李启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此外，还有6名青年受此案牵连，先后被捕。
丁祖晓被捕入狱以后，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接受了超过240场审讯，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认罪。
在1969 年7月13日下午的一场审讯中，有着这样一段笔录：
询问：“丁祖晓，你犯没犯罪？”
丁祖晓回答：“我没有罪！”
又问：“你是无缘无故被拘留的吗？”
丁祖晓答：“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军管小组，我是农民，你们抓我，我就来坐班房！”
再问：“‘特一号案件’就是你干的！”
丁祖晓笑着回答：“是我干的。”
最后询问：“你有没有顾虑？”
丁祖晓回答：“我没有顾虑！”
丁祖晓的态度让办案人员很意外，这个农村黄毛丫头、未见过风浪的小人物的意志是如此坚定，而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1970年5月3日，在宣布为“最后一场”的审讯中，丁祖晓依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
1970年5月5日，办案人员在宣读了判处死刑的决定后，问道：“丁祖晓，听清楚没有？”
她高声回答：“听清了”。
丁祖晓拒绝在宣判笔录上签名、按手印，她转身进入牢房，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三天后（1970年5月8日），在大庸县澧水河鹭鸶湾的沙滩上，丁祖晓被执行枪决，殁年24岁。
就在同一天，另一名同样勇敢美丽的女孩——李启顺，在湘西的吉首被执行枪决，殁年23岁。
丁祖晓的姐姐丁祖霞、李启顺的妹妹李启才作为从犯，分别被判处徒刑20年和10年。当时李启才年仅17岁。
1980年8月，大庸县委公开为丁祖晓、李启顺平反，并且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
丁祖霞、李启才以及其他因涉嫌此案而被判刑的人员均被无罪释放。
一个新的时代缓缓拉开帷幕。此时，距离丁祖晓、李启顺去世，已经过去了10年。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两个视频。一群中小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跳起了“忠”字舞，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群学生在整齐地站立，齐唱歌曲。
这两个视频着实让我惊了一跳。
2002年，曾经有饭店为招揽顾客，安排员工跳忠字舞表演，受到批评和工商部门的查处。
真没想到，这种舞蹈竟然又出现了，而且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校园。也不知道排练这个舞蹈的老师，是出于什么居心。
视频里的老师都很年轻。这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享受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年轻人，他们会不会知道，曾经有两位勇敢的女孩，在那个特殊年代，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心忧天下，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些年轻的老师，在指导学生们跳“忠”字舞时，有没有想过，在那个特殊年代，曾经有两位美丽的女孩，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鲜血与生命，对跳“忠”字舞、挂“忠”字匾的“忠”字化运动，以及极左的狂热个人崇拜之风进行了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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