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的诱惑

在展开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请各位想象一个场景：

在一个靠近大山的某处，有一块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这里北面靠山，南面向河，山南水北，阳气之地；再加上地广人稀，植被茂密，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听到这里，你会想要放弃现在的生活，然后选择搬去那里吗？

估计有读者朋友可能就笑了，说糖葫芦你是搁这逗我玩呢，那鸟语花香能当饭吃吗？就算真过去了，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外卖都送不到，能住得下去？

先不要着急，既然是安利你搬去新地方，那条件肯定也不只是环境有多好多优美了。在那里已经有一座预先建好的二层小楼，连带着小院和将近6亩的农地等着你的到来。

心动了吗？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上面说过的一切，只要你肯掏出约25万元的购置费，不仅能名正言顺你地买下刚刚说过的那些山清水秀、二层小楼、小院还有那六亩地，你的购置费还会有人帮你报销一部分。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朋友应该又笑了，心想天天净整这虚的，在这跟我画大饼有意思吗？快点说正事吧，满嘴跑火车，就没个准头。

言归正传，虽然开头我们和大家说明的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情境，但其实这个事情也确确实实是实际存在的。刚才为各位读者朋友们介绍的，就是位于日本兵库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的一座已经无人居住的房子，标价41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

说是乡下，其实生活也是比较便利的。但只看硬件设施，谁能相信竟然是个没人住的空房；而且没有人住就算了，县政府居然还从钱袋子里掏钱报销你买房子、改良农田需要支出的费用，难不成这房子是事故物件（死过人的屋子）吗？

想多了，不是所有没人住的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之所以会有这样实惠的大便宜可以占，还是因为日本农村已经没人了。

一方面，像兵库县这样从县财政里拨钱出来报销外乡人安家费的政策，对于日本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其实也不过就是常规操作而已；另一方面，背上了高龄和少子两个包袱的日本人口，在人口减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全国空房率的逐年增高。

2018年，日本总务省发布了日本住宅与土地统计数据。在抛去了个人持有多套房的特殊情况后，2018年全日本的空房户数为846万戸，全国平均空房率为13.6%，是自统计以来最高的数值。

人口减少、人口外流、空闲房屋率逐年上升......面对各种影响人口减少的不利因素，地方政府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补贴购买空房的方式吸引新鲜血液的到来。但从效果上来看还是杯水车薪，人口回流的速度永远都追不上闲置房屋增长的速度。

即使是“开局一座房”，也依然调动不起大家回归乡野的热情。如此一来，日本的农村就难逃“空房围城”的命运了吗？

也不全是。在东京和大阪这样的都市圈里，还有一群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踏上了奔赴山林田垄的道路。

日本也有上山下乡

是的，你没有看错。在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社会里，一样存在着国家鼓励个人向偏远地区移动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地域おこし協力隊」（Chiiki okoshi kyoryokudai）。

如果直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地区搬家合作队”的意思。如果翻译成 “地区支援队”的话，可能会更加接近它的本意。

“地区支援队”制度设立于2009年。日本总务省在制度概要中解释道，“地区支援队”制度委托城市地区的居民向偏远、空心化严重的乡村地带移住，并作为“地区支援队”成员在当地通过参与劳动、辅助基层行政等支援当地建设的方式，以求实现队员“定居在当地”、并“有效提升地区活力”的最终目的。

成为一名“地区支援队”的队员后，你的户籍就会被转移到你即将支援的地区，接下来1到3年期间都要在当地生活和工作。一想到人生未来的1-3年的时间都要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屯子里度过，怎么想也是提不起支援偏远地区的干劲。

当然，支援当地建设肯定也不是用爱发电，作为受制度委托、被派遣到偏远地区进行振兴和再开发的工作人员，中央政府会总计拨出每名队员400万日元（约24万元，其中一半作为工作报酬，一半用于活动开展）的经费，通过税收转移的方式分配给接受“地区支援队”队员的地区，作为支持空心地区振兴工作开展的活动费用。

钱到位了就好办事了。虽然从制度设立至今只有12年，但地区支援队的发展势头始终强劲。2009年导入地区支援队制度的地方自治体仅31个，只有合计89名队员活跃在前线；及至2015年，应用制度的地区个数扩大到了673个，在各个空心地区发挥建设作用的队员数也上升到了2625人。而这个数字在今年则进一步扩大到了5500人。

在地区支援队规模迅速扩张的背后，一方面是久居于大都市圈的城市人迫于生存压力、受到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方式压迫而无法呼吸，进而“被动”地尝试寻找到一条可以作为替代当下生活方式的新出路。

在针对移居于新潟县中越地区支援队队员的调查显示，选择离开城市前来支援该空心地区的队员们的平均收入约为16万日元，相较于全国平均收入的30万日元的水平有些力不从心。

但前来支援的队员们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在访谈中，一些20到30岁的队员们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

“来这边做地区支援队的工作的话，至少每个月挣5万日元是没问题的了……”

或者是：

“……因为有了这个制度（地区支援队）在，肯定不会没有收入就是了……”

另一方面，和年轻人焦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的想法正好相反，50岁前后的队员反而是对乡下的“自然环境”更感兴趣。

不论是年轻人对于基本温饱的考量，还是上了岁数实现了财富自由、比起挣钱更希望实现个人在境界上的追求，大家都是出于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想象而走到了一起。

只是生活基础和个人追求先满足了，在振兴空心地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田园牧歌呢？

过家家一样的日本乡村振兴

答案是很遗憾，队员们不仅过不上田园牧歌式的乡间生活，从融入到开展活动，再到结束地区振兴任务的整个过程，都要不停地克服困难。

每一个地区支援队的队员都会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与当地人民群众搞好关系。

当队员尝试在当地土著之间信赖关系时，融入的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虽说日本的农村社会环境并没有中国的农村社会那样过于“差序格局”，但在一个人数有限的村落当中，熟人网络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初来乍到的队员们根本混不进土著们的生活世界当中。这种形式的问题尤其容易出现社区活动的开展过程当中：

“（在进行社区活动的过程中）支援队和当地居民之间不存在‘热情’的关系，我们支援队的各种活动很难展开下去……”

以及：

“（对活动效果的评价）……当地的居民基本上没什么诉求，许多活动搞过以后就跟打水漂一样就过去了……”

这种不被接受，以及被当成负担的体验和感受，在对地区支援队的队员们的访谈中时常被提起。

支援队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社区活动提高地区活跃水平，然而住民们对于这种团建类活动并不买账。一面在嫌弃定期集会活动“迷惑”的同时，另一面又对能够提高知名度、促进当地观光旅游业绩的观光宣传活动十分感兴趣，赶鸭子上架一样地要求支援队成员优先开展“价值创造活动”。

不得不说，本地居民才是门门清的。深知只有钱才是团结住民、提高地区凝聚力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队员而言，当地居民要求多或许也不是坏事，毕竟作为地区支援队的一员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重振地区活力。但一旦涉及到“恢复地区活力”这一结果应该被怎样考察和确认的时候，整个地区支援活动就开始变味了。

地域支援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中长期的地域服务工作，促成工作队队员定居在服务地区，以及增强和重新激活空心地区活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操作起来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例如，如果要判定地区振兴活动有成果，那么以什么为标准？是以每月开展定期集会次数为准，还是以地区支援队在当地开展旅游活动次数多少为准？

类似这样的将抽象的概念具体为可以操作的项目时，不仅判定标准会影响到队员在实际中如何展开活动，更会影响到成员如何看待地区振兴活动的本身。就像一位在茨城县金沙乡从事地区支援工作的队员所说的一样：

“……对于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开展的活动的结果只是一个一个的数字，靠着‘哪一个活动开展过多少回’来确定地区振兴的成果，这种方式和我理解的通过地区振兴重新‘充实住民内心’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时不时就会因为价值观上的不同而感到痛苦。”

一面是不愿接纳外乡人融入的原住民，一面是只追求可被轻易量化的地域振兴活动结果的官员，夹在两座大山中间的队员们进退两难：顺应村民的需求就不好向行政部门交差；顺应政府部门统计的需要，那么就是直接让支援活动和面子工程划上了等号。

带着对乡村的憧憬赶来支援当地建设的队员们，可能到最后才知道，这里既没有田园牧歌，也没有热情的老乡，有的只剩下“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传统美德。

乡村振兴，太难了

回看地域支援队制度，其设立的初衷即是希望调动都市地区过剩的人财物力，去支援由于大型城市的推拉效应造成的地方过疏化和空心化现象。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地域支援队的活动影响却并不尽人意。

在针对2019年为止期满退役的地区支援队队员的调查中，针对自身曾开展过振兴活动地区的“活性化感”（1-4，活性化感由低向高上升）的评分选项中，2014年前全国的地区支援队队员都能为自己曾支援过的地区给出平均2.70的分数，而2015年往后，活性化感越来越低，2019年的评分降到了2.11的位置，从侧面反映了地域振兴活动效果的有限性。

我们也许已经是不止一次地和大家讨论过关于日本社会动态和发展趋势相关的话题，每次提到日本，就一定会想到日本人口的高龄、少子和负增长。实际上，抛开日本人口的各个标签，在日本社会中都市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矛盾存在。

日本地方市镇乡的人口流失，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这一势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放大，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可以说，相比于中国改革开放后才涌现出的劳动力流动热潮，日本地方的人口流失问题早已经存在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一方面，在总人口逐年减少的状态下，大型城市对于周边的虹吸效应会进一步放大，诸如东京圈和大阪都市圈这样的大型城市群，只会越来越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财物力，而地方小城镇就只能落得被大城市吸血的惨淡下场。

另一方面，到现在为止依然留守在空心化村落维持聚落最基本功能的人群，就只剩下日本战后集中出生的团块世代了。只是距离20世纪40年代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的时间，如此高龄化程度的群体，即使配合着日本乡村也配备着的优良基础设施，但在时间的流逝下，又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呢？

也不怪日本学界有人提出“极限聚落”和“极点社会”的概念，由于都市与地方在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不均衡和土地利用情况的不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地方城镇无力维持人口自然更新，同时人口流出和迁移则分别导致了地方社会行政服务提供基础的破坏，以及进一步强化极点城市的形成。而诸如关东、关西城市圈形成导致的后果，就是大量地方市镇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消亡。

同样在中国，大量中西部省份的农村聚落，在经历农民工大量流出后，也同样面临着老人农业和空心村的困境。

对于这些因为失去活力而落后的地区，除了采取行政手段合并村落以外，也有青年教师群体开展的支教活动；也有选调生被安排到基层，作为大学生村官开展基层工作。

但是在这之中，除了那些返回家乡贡献力量的群体，又有多少人最后留在了自己曾经支援过的地方？有多少支教的团体，在轰轰烈烈地来到一个地方以后，感慨当地教育设施的落后，同情当地儿童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然后只消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拍拍屁股走人的？这样的支援又改变了什么？

所以扶贫工作要久久为功，如今还需要巩固扶贫成果，驻村干部们是真的不容易。

我们从来都不缺少优秀又肯奉献的英雄，但是话又说回来，上哪里才能用同样的价格（25万元），就能买到同样的一座大别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