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韦曼：从云经济学之父到新零售教父
“没有人会不喜欢他吧。”2014年，我第一次听到“云经济学之父”乔·韦曼的演讲，脑子里就深深嵌下了这一印象。韦曼身高在190厘米左右，一副运动健将的身材，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的长相。他一身意大利高级定制西装，但不系领带；架一副黑框眼镜，显得年轻而亲切。语调热情饱满，讲话时身体微微前倾，诚挚的目光得体地扫向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是在和你进行一场恳切的一对一交谈。他知道在哪里该抛出问题，哪里应有停顿来等待听众思考，哪里又该抖出出人意料的包袱。对现场的掌控可称完美，轻而易举地俘获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韦曼一年要在全球进行三四十场大型演讲。“我现在就像一个传教士，不停地为人们讲解云经济和数字化。”这些“传教”背后，是韦曼对云经济系统而通透的思考。现如今，“云经济学”已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越来越多地提到云经济的概念，无论是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还是政府、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中，都常有提及。所谓“云”，即是由分布式计算机，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来提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2012年，韦曼在《云经济学：企业云计算战略与布局》一书中提出“云经济学”（Cloudonomics）这一概念。按韦曼的说法，所谓“云经济学”，是“一种融合了统计、计算复杂性、系统动态学、微积分、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用于衡量云的价值的严密而跨学科的方法”。
他从商业、经济、金融的角度研究云计算，帮助读者理解“云”这一概念如何创造新的价值，如何将人类社会带入新的纪元。在韦曼的观察中，云计算不仅在微观的商业环境中改变了人们对科技产品的使用方式——现场硬件逐步退出舞台，这将促使云技术成为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云计算更促成了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然而，数据安全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云经济学》在2014年被引入中国，成为中文世界里第一本系统解释云经济的专著。政府管理者、企业家、IT从业者，无一不关注、追捧。随后在2015年，韦曼的新书《新动能，新法则》一经发布，立马成为亚马逊科技类排名第一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韦曼详细介绍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创造客户价值的五大战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物联网；在五大战略的背景下，他又提出了信息优势、方案领袖、亲密联盟、加速创新这四条互联网法则，指引企业利用新法则获得发展新动能。韦曼在云经济领域开拓性的建树与权威地位，毫无疑问地建立在他多年的业界积累之上。韦曼的职业经历可谓是商业精英的典范。他先后任职于贝尔实验室、AT&T、惠普和Telx公司的研发、公司战略、运营、工程技术以及市场营销和销售部门。让我最感意外的是，韦曼还获得过22项专利。他的专利发明，涉猎互联网前沿领域，从云计算、云储存，到网络搜索算法、同态加密。科技思想家和专利发明者的跨界身份，是非常少见的。
一线的技术研发与前沿的管理实战，为韦曼赢得了业界权威地位。他是多个行业委员会的发起人或董事，是IT领域屈指可数的意见领袖。他的文章见于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彭博商业周刊》《福布斯》《连线》《CIO》杂志以及各类学术刊物和会议论文集，他也经常热心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在亚洲、美国、欧洲的电视台上，你都经常能看到他做客点评最新科技发展趋势，解读IT界热门事件。AT&T前任CEO评价乔·韦曼：“也许是最有资格预测互联网时代未来走向的人。”在韦曼的本土团队——他山石智库的安排下，从2013年开始，韦曼每年至少会来一次中国，参加全球云计算大会，在科技领域的各个重要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充满兴趣，甚至对几家巨头和他们的主打产品都了如指掌。“没有人会忽略中国，也没有人会忽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韦曼向我解释这几年他越来越多次来到中国的原因，“这里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在发生，我可不想错过。”韦曼做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在他眼中，中国的云市场，就像一个动物世界。“你无法简单断言谁更强大。如果环境不好，高大的长颈鹿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弱小的老鼠就可以生存下来；如果遇到了洪水，只有鱼能生存得更好；但若是干旱，鱼会灭绝，骆驼反而更容易存活。”他若有所思地总结道：在中国，对这些新兴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外部的环境将至关重要。在云端时代，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革新？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听到他的见解。
云——重要的战略资源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技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普通的产品，不再具有战略价值。你认可这种看法吗？
答：我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的这场数字化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打破现行的运行进程，每个公司都在积累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客户创造大量收益。对这些公司所在的国家来说，也能够从中得益。这方面的例子有优步（Uber）和滴滴打车，它们都打破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今天，信息技术是非常强大的。以移动设备上的GPS信息为基础，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乘客与司机的匹配，而这就足以完全瓦解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行业。这一瓦解的过程，就是基于各种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特征和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便捷性和可见性的提升、可预估的费用、自动支付车费，以及能与其他人拼车。这个世界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但是就像鱼儿在海里，当你身处其中时，就很难认识到这一转变的程度。以Blockbuster和Netflix为例：Blockbuster从事的是录像带和DVD租赁业务，它在店面分布、片源、品牌、融资和客户关系方面都具有优势；而Netflix的优势是信息技术，可以在网上订购、评分、评论和推荐，这些都与一套全新的定价方式结合起来。最终Blockbuster破产了。还有一个例子是Borders。它在店面分布、发行关系、品牌和客户基础方面也很出色，但它也出局了，成为亚马逊公司的牺牲品，因为后者能以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来运用信息技术。
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仍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战略资源吗？
答：我觉得也不尽然。事实是，市场竞争是很复杂的，消费者的选择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他们会按照习惯行事，但也会追求新鲜。要获得竞争优势，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而不仅仅是技术，更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即便如此，当遭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时，很难有一个行业能免受冲击。在卫生健康行业，识别系统和图像处理被用以辅助诊断；大数据和基因分析，还有基因表达和人类微生物群的相关数据，被用以提供更好的也更具针对性的临床治疗。在农业方面，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运输车被联网到云端，这样就可以避免收割进程中的彼此重叠，在谷物运输上也能实现协调。还有在采矿业，可实现远程操作。在航空业，则对飞机的到达时间和引擎的效率实现优化。这样的例子在每个行业都有。简而言之，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都最好想想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变。否则的话，就等着别人来转变和淘汰你了。
云端和地面的行业战争
问：你刚才举的好几个案例，都来自所谓的“传统行业”。在你看来，有没有一些规律或者原则，能让传统行业更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以增强其竞争优势呢？
答：我对此提出过四种主要的基本策略，这一观点是从一个名叫“价值信条”的策略模型中演化出来的。该模型的分析对象是如何实现卓越经营，而我则将之扩展到信息维度的卓越性。该模型描绘了产品的领导力问题，这又拓展成为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领导力。该模型还讨论了客户亲密度的问题，这又总能和我所提出的团体亲密度这一概念相联系。最后，我认为不断加速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并足以成为一项单独的策略。
问：这四种策略究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答：简单来说，信息卓越是指这样一种竞争战略，即用信息技术来改进工作流程和资源利用。对于传统的卓越运营来说，可以通过一次性的设计来实现，比如说对生产设施和服务提供的流程进行一次性的改进。但就今日而言，这一过程会要求在各种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时优化。产品卓越性的要求涉及产品质量、产品的创新性。比如说一块带有精准性能的金质腕表。而在这个时代，解决方案的卓越性的要求则包括智能、数字化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连接。后者是指连接到云端，以及连接到一个协作化的生态系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它们可以连接到一个应用商店，里面有几百万个应用程序。还有些例子还不怎么被人注意到。比如说联网化的心脏起搏器，以及哮喘呼吸训练师，它们可以将病患与家人、医生联系在一起。还有飞机引擎也可以联网，这样就把飞机、航空公司、引擎和飞机制造厂商也联系在一起了。智能、数字化、联网的产品和服务方案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供应商会因此不仅专注于销售，还会关心客户体验，会关心转变和结果。产品和服务也能实现无限的扩展，网络效应和胜者通吃的方式也会确保用户黏性。团体亲密度是从客户亲密度概念中发展出来的，是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发展，也是从人际协同向算法协同的发展。传统的客户亲密度的典型代表有裁缝、肉贩、理发师和私人医生。他们了解你的个人偏好，并将此体现在各自的服务中。现在，这样的关系也越来越能够在线上实现。不仅如此，现在还可以超越个体层面，依靠算法来实现服务的个性化。当阿里巴巴对顾客进行推荐时，是基于用户之前的购买行为，以及他收藏的购买意愿清单。同样，梅奥诊所（世界著名私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所建议的治疗方案也是个性化的，其依据是海量的基因和医疗信息的储存库。也许听上去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对于每个特定的链接而言，其质量并没有因为其他新链接而被削弱。相反，从其他链接中获得的新数据，以及由此形成的真知灼见，反而有助于这一链接本身。最后，加速创新是我发明的一个新术语。它是指一种新的基于云端的创新活动。其典型形式包括了创新网络、众包、众筹、观念、市场、竞赛以及挑战等。中国网民数量过亿，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想出一个绝妙的创意。力争让每个人成为潜在的创新者或企业家，其收益将会是巨大的，也是颇具震撼性的。这样的创新者可不仅仅是指大学教授，而可能是每一个普通人。举个例子，在生物学领域，有一种梅森——菲舍猴病毒逆转录蛋白酶，它会导致猴子得类似于艾滋病一样的病症。但是其三维结构非常难以确定，科学家们尝试了15年都没有成功。后来，研究者发明了一种名叫Foldit的在线游戏，玩家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来确定该病毒的蛋白质结构。结果不到三个星期，就有一个人成功了，而且是一个没有专业生物学背景的玩家。就像在这个例子中，可以把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或因素，开放给成百万甚至是几十亿的人去解决，这一做法代表着新一代的创新。这种创新将不仅局限在大公司和政府的实验室中，甚至都不是基于固定的协作关系，而是一种专门的、实时态的创新，它通过云端来发布问题、链接数据并且找到潜在的回应者。此外，在经济支付方面，这种创新运用的是竞赛的方式，即不是人人都有回报，而仅有那些成功解决问题的胜利者才能获得酬劳。
问：身在中国，我能切身感到数字技术对电子商务的冲击。除此之外，数字化还会对哪些领域带来深刻且广泛的影响？
答：就数字技术所形成的总体影响力而言，电子商务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字化对服务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医学诊断设备、图像软件等与药品和起搏器联网，就可以对病人进行连续性的观察。这样，就有了安全系数更高、成本更低，同时效果更好的医疗服务。还有一个例子，通过更好的算法，可以实现对货车运输路线的改善，或者实现对铁路网和列车的绩效优化。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和损耗，同时还能减少污染。在生产领域，价值是凝聚在产品中的。比如说，记录轨迹的运动鞋、录下祝福的生日卡等，这些迟早还会与视频结合起来。还有就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恒温控制器。总的来说，数字技术提高了生活品质，改善了环境，也为个人创造了财富，提升了生产力。数字技术还在各个方面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助于经济增长。
从云经济学到新零售战略
问：2016年11月，中国国务院曾发布过一份《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这份文件的出台，代表着国家对电商和实体的同等重视，也把新零售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你对此怎么看呢？
答：新零售主要是指在零售服务的过程中应用多种信息技术。如果传统零售的关键词包括时尚、产品线、推广和商店布局，那么新零售就是关于最大化利润、盈利能力、最优化顾客体验和顾客忠诚度的技术。实现这一切的手段就是针对顾客需求矩阵最大化，实现顾客在购物时的利益，也就是通过像推荐引擎等信息技术使顾客的价值与体验最大化。对此，我提出了新零售的5e理论，即“经济性”（economy）、“卓越性”（excellence）、“体验”（experiences）、“准确度”（exactitude）、“自我”（ego）。顾客在某些时候看中“经济性”。买纸夹子的时候，“经济性”意味着低成本；但是说到大学教育的时候，“经济性”意味着一纸文凭能够带来的最高的一生收入。顾客的其他标准还包括“卓越性”，比如在购买保命的医疗服务的时候。还有的顾客看中“体验”，购物之于他们不仅仅是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过程，而是一种娱乐的过程。一部分顾客看中“准确度”，约定了两天到达的东西就必须不多不少刚好两天到达。还有一部分顾客看中的是“自我”，这个自我促使他们购买蔻驰的包和兰博基尼车。另外一部分顾客看中的是“效率”，在线上购物花费的精力最少，或者相反的，在实体店购物拿到东西最快。这之中最核心的思路是：顾客需要分类。对卖家来说，从来没有均码这个选项，每一个顾客都是独立的一部分。新零售在顾客消费的所有步骤中都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用，物联网的应用让零售商不仅可以收集到消费者的线上浏览数据，还能监测到用户的实际使用数据。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推行新零售战略呢？
答：新零售战略的要旨有四：第一，消费者购物体验与流程的数字化；第二，将线上与线下、数字与实体融合，即全渠道化；第三，针对消费者和产品信息的平台化；第四，将购物转变为体验的娱乐化。新零售就是公司在保证顾客忠诚度和满意度的前提下，获得竞争优势，以达到利润、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增长。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最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包括云技术、大数据分析、社交、移动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打印和无人机等。我在新书《新动能，新法则》之中详细介绍了这些主题，新零售领域的先锋亚马逊、巴宝莉、Netflix等案例皆有论述。想要真正理解新零售，我们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即消费者、零售商、两者之间的关系、实体运营和信息。
问：在中国，传统经济领域似乎正步入衰败，而基于云端的新经济正处于繁荣期。比如说，人们不再去商场购物，而愿意在阿里巴巴上网购。那么这必然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吗？是否意味着未来的商业都要走向线上？
答：我并不认为这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在《新动能，新法则》中，我研究了巴宝莉这家企业。这是一家实现“数字和实体融合”的典范企业。这是指在零售业方面，实现了在线和实体店的无缝对接。即便现在视频分辨率大有进步，还有360度的产品演示，以及消费者点评，但这些仍然不能取代现场的触觉和体验，以及购买之前的现场验货。线上和线下都不是天然存在优势的零售渠道。线上就意味着几乎无限的选择和从任何地方购物的能力，线下意味着真正体验产品的能力。客户不是与“线上”或“线下”做生意，他们与品牌和中间商做生意。每个渠道都有优势。目前看来，最成功的零售商是那些能利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好处，并且实现无缝衔接的公司。不要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取代传统经济，而应该将之视为一种补充，一种强化，一种有助于消除销售障碍的方式。我可以在线搜索一样产品，看在线点评，再到店里去试试，然后发现我需要的尺码已经脱销了，就在线订购一件，货物直接配送到我家里去。如此的灵活性将会增加我对该产品的认识，也会增强我购买它的可能性。这样会促进购买，因此也会同时促进消费者以及生产者双方的利益。这样一种促进经济交易的方式，就会导致经济增长。
永恒的创新
问：你在《云经济学》第二章中，提出了一个“生产率悖论”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但是，你是否觉得，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也存在一个边界和瓶颈？
答：这一章讨论一个令人意外的困境。这个困境发生于信息时代的早期，其内容是关于测量信息技术的影响力。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有句名言，他在1987年曾说：“在这个时代，计算机的影响无处不在，却唯独不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数字化转型的人来说，后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与财务回报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有效关联。有趣的是，这一回报不主要体现在成本端，却主要体现在收益端。实际上，就投资回报而言，信息技术投资的表现要远优于研发与营销。我们很难知晓，为何生产率会有一个边界。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到达极限，不会再有更多创新，也不会再有新的观点和新的改进。相反，好像总是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机会。在财富创造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扎克伯格和他的脸书。当他在宿舍里用笔记本时，就有了这个创意。如果全世界的70亿人都联网，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新创意。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可能发明下一个脸书，并且提出下一个价值亿万的商业规划。
问：在你刚才的解释里，出现了很多新概念：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社交、移动以及物联网。技术总是随时间推移而更新，有没有亘古不变的科技规律存在？
答：确实，这些都是我在新书中积极倡导的概念。但这些都仅仅是表层事物，其背后才是当今时代五个大类的数字化战略。它们分别是运行、数据、网络、人以及物。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归到这五大战略中来。
中国应该做什么？
问：无论是云计算还是新零售，数字化技术对于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答：研究表明，数字化技术在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正在扩大，这一点也许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对这些分析也需要加以检视。最近，麦肯锡咨询出了一份报告，里面清楚地阐述了各国GDP增长和全球贸易以及其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跨境流动的产品、服务、资金、人员和信息都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当然，这一观点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大卫·李嘉图早在200年前就提出了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基于此，其逻辑是很清楚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生产率，而生产率增长又会推动经济产出。还有一点，麦肯锡的报告还表明，国际贸易份额大的国家，其GDP增长率比其他国要高40%。此外，基于知识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其增长率要快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这意味着，虽然资本密集型的制造和服务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是如此。但是，跨境流动增长最快的四个领域依次是外国直接投资、高科技产业即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商业通信以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有趣的是，麦肯锡还发现，按照“流动强度”来测算，中国排在全球第二位。这一概念是指跨境流动和经济总量的比值。因此，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具有全球第二高的跨境流动率。中国的流动强度值是62%，而排在第一名的是德国。
问：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增强数字竞争力？
答：我认为以下五点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对于数字化在当前以及未来所扮演的越来越关键的角色，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要据此积极构建本国政策议程。第二，要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正如麦肯锡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资本或者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并非经济增长的重点领域。相反，重点在于知识密集型的部门，也就是数字经济领域。因此，所谓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应该不仅仅包括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或者工厂和码头，还应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设施。这其中包括高速宽带网、新兴的5G移动电话网、移动网络服务设施以及数据中心等。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虚拟领域的基础设施与实体领域内的一样重要。因此，这就不光有实体化的数据中心、电网和数据传输网络，还有云计算和软件定义网络，以及物联网的设施、平台和服务等。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企业家而言，无论他们是在初创企业还是在大公司，他们都要依赖以上这些东西来施展其魔力。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在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领域投入了数十亿人民币。对于政府来说，一边支持与云相关的创新，一边也将大量的工作移到云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在资本密集型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同样，如果缺乏“信息工厂”将原始数据加工成信息，没有数据网络传送信息，并将之链接到全球市场中，一个国家很难在数字经济领域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第三是技术、培训和教育。如果没有使用者，基础设施就没有价值。高速公路要有司机，机场要有飞行员，铁路则要有工程师，同样，数字基础设施也需要软件开发者，系统和企业应有设计者。还有许多相关的技术岗位，比如数据科学家、程序员社区经理以及用户体验设计人员。第四是适宜的环境。虽然可能听上去有些矛盾，但环境的确要既有利于竞争，又有利于合作。最好的创新通常来自团队成员间的合作，或者源于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激励、技术和行为方式。此外，也需要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第五，数字化创新的速度可能会受制于各种源于文化、法律、监管、关税或非关税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壁垒。我觉得，硅谷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它对风险的容忍度较大。失败并不会被视作一场灾难，而仅仅是通向成功的一个步骤。当然，人人都更喜欢成功而不是失败。
终极之问
问：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许多先进技术将我们带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有很多挑战，您认为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答：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可以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但我想，技术本身不一定是好的或坏的，技术只是一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处理事情。任何有意义的技术都会推动改变，这可以创造利益，也可能导致问题。人工智能有可能更好地诊断和治疗疾病，但也有可能以突发的、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人类带来伤害；大数据有可能创造新的科学理论并深入了解客户，也有通过微妙的相关性来侵犯隐私的能力；区块链有可能创造新的信任手段和监管链，但也可能成为勒索软件的支付机制。简而言之，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它与人类需求、全球挑战和科学问题的关系；同时也受到人类弱点、反社会行为和无法解决的困境的影响。
对话手记
在与韦曼的交流中，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他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洞察。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崛起和发展，全世界都有目共睹。我们不仅有了极其便捷的移动支付、灵活而强大的电子商务、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共享经济，也开始攻坚前沿技术应用。阿里的云服务，在国内外逐步打开市场，智能交通系统也开始落地应用；大疆的民用无人机击败了美国本土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无人机领军者……然而我们距离韦曼口中的“云端时代”，距离数字化的最前沿，究竟还有多远？在韦曼对中国的五大建议中，我们会发现，关于“硬件”的建设总是最容易的。中国地方政府对数字化建设充满热情。
打造“智能产业基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区”……这一系列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搭建，显示了政府对数字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支持。但“软件”的建设，却难以简单复制。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鼓励竞争与合作的产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与时俱进的政策管理，都难以通过简单的政府投资来实现，而需要更为开放、自由、包容的政策，并尽可能减少限制与壁垒。毫无疑问，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政府，都已经意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战略意义。数字化也在切实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商业模式，乃至公共服务的供应方式。这些改变，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教育模式，激发更加鼓励创新的文化、产业环境，最终也与政府的政策管理形成良性互动。这一进程将有多快？期待下一次韦曼的中国行，期待他再与我分享他眼中的数字化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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