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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段时间聊了红军在江西的经济问题，今天接着往下聊，按照时间顺序，捋一下红军长征时期的经济问题。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详细阐述了苏区的经济问题，后来这份报告被收录到《毛选·第一卷》，题目就叫《我们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在文章里开宗明义：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这段话可以说是苏区的经济指导理论，尤其是那句：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
一般来说，革命年代的核心是战争，粮食、财政和装备都要向战争倾斜，怎么能在抽调战争资源，用来改良民众生活呢？
这种削弱战争能力的做法，可从来没见过呀。
不要急，红军马上就让你见到了。
1934年4月底，红军在“广昌战役”中损失5000余人，遭遇惨重的失败，再加上蒋介石“碉堡战术”的围困，导致中央苏区不断缩小。
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发现，想打赢“第五次反围剿”已经不可能，于是准备大规模战略撤退，到10月份开始长征，足足准备了半年之久。
5月5日，《斗争》杂志发表文章，号召大家“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这个口号相当于长征的预热。
短短半个月后，《斗争》杂志做为喉舌，直接发表了扩红的指示：
“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5、6、7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要求地方和部队执行命令，完成突击扩红的任务。
以苏区的动员力度，扩红基本没什么问题。
到了7月7日，地方和部队便超额完成任务，扩红人数达到62269人，仅于都就有一万多人参加红军，红军恢复到10万人的规模。
有了人，还得有粮食。
中央在紧急扩红的同时，主要做了三件事来突击筹粮：
号召群众节省3升米，挤出75000担谷子，供应红军新战士和前线部队。
没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65000担。
动员群众借给红军10万担谷子。
和招兵扩红一样，筹粮也进行的非常顺利，8月8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24万担粮食的动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不过要保证日常供应，还得储存战略转移的口粮，这些粮食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筹集。
正好马上到秋天了，中央规定，必须在秋收的时候，完成60万担借谷和土地税征收的任务。
时间不变，任务量翻三倍，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吧？
结果9月30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筹粮任务已经完成，动员了68.8万担，收集58万担，共计126.8万担粮食。
眼看粮食到位，中央和财政部说，人家粮食部在筹集粮食，你们财政部也得筹点钱吧？不多，就80万元，赶紧去办吧。
军令如山，还能说的，办呗。
财政部长硬着头皮，和地方政府用挖浮财、提前征收1934年税收、增加钨砂出口的方法，短短2个月就完成筹款80万元的任务。
这笔钱是财政部搞到的，当然由中央保管分配。但是要进行战略转移，各种事情千头万绪，中央财政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照顾不周的时候，那基层战士怎么办？
我们能想到的，当时的领导人也想到了。
他们觉得，出门在外不能管的太死板，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战士的身上也带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以前的财政收入里有很多硬通货，比如黄金、银元和珠宝，因为用不上，便埋在瑞金城外的山洞里。
现在要战略转移了，这些硬通货不能留给蒋介石，就派人挖出来均分给红军战士，让他们手里有点零花钱，离开苏区以后可以买东西。
这样一来，中央保管大钱，战士保留小钱，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经济危机。
1934年10月10日，8.6万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走上前路茫茫的长征路。
他们把筹集到的粮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给苏区人民，让他们在红军走后能够维持生活，另一部分约92万担随军长征，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改良人民生活。
虽然留下的粮食数量不多，但已经是红军能做到的极限了。
92万担粮食、80万元现款、每个红军战士身上的5-7天的口粮和零花钱，就是红军离开苏区时的经济账本。
这些物资足够红军生存一段时间。
而且红军刚出发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打硬仗。
我们之前说过，赣南是中国钨砂的重要产地，红军就用钨砂和广东陈济棠做生意。长征出发之前，朱老总给陈济棠写信，提出停止作战，恢复自由贸易的建议。
陈济棠明白朱老总的意思，便直接挑明了，说粤军后撤40里，红军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发来通知，要不然可能引起误会。而且红军要保证，只借道通过，不进入广东腹地。
陈济棠愿意让路，当然不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而是陈济棠看中赣南钨砂，想在红军撤离之后，立即派兵北上，占领赣南钨砂这颗摇钱树。
不管陈济棠的目的是什么，愿意让路总是对红军有利的，于是朱老总和陈济棠达成协议，蒙了蒋介石一把。
所以在红军刚开始长征的时候，粮食和财政充足，不用打硬仗，基本没有太大的危险。
直到2个月后的湘江战役，红军才面临真正的生死危机。
2
红军的物资准备充足，但是不开辟新财源的话，很容易坐吃山空，所以长征进行到中期，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
早在1934年10月22日，刚出发不久的红军便未雨绸缪。
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在行动的时候，随时注意向地主、富农、商人筹款和征集物资，并且在《没收捐款暂行细则》里规定：
没收地主和反动分子的全部家当。
富农可以向红军捐献粮食、洋油和军用品。
所有行动必须张贴布告，和当地人民说清楚。
从地主—富农—贫民，什么人是什么标准，规定的非常清楚。
不过红军是纪律严明的军队，打土豪也不能乱打，要是每支部队都能随便打土豪，就能容易出问题。
于是红军设立了“没收委员会”，做为打土豪的最高领导机构。
每当红军部队进入一座城市，“没收委员会”便和部队的最高政治部门一起，安排打土豪、筹粮和索捐的事情。
等所有事情完成以后，物资和钱粮由“没收委员会”保管，然后再由“没收委员会”和后勤部门合作，把物资钱粮按需分配给各部队。
发现了吧，红军在长征这种艰难时刻，都能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从来不会出现部队为了抢战利品而大打出手的闹剧。
别说一切缴获要归公了，所有部队都没资格去缴获钱粮。
那怎么才能知道谁是土豪呢？
要知道红军的行军速度非常快，经过的都是陌生地方，要打土豪保证经济来源，还得执行“关心贫苦人民”的纪律，想快速分辨土豪筹集钱粮，实在太难了。
其实也有办法。
红军总有先锋部队吧，“没收委员会”就派人和先锋部队一起行动，边行军边调查，调查清楚哪家是土豪，便在门口贴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此户是土豪。
这就是做了记号，等后续部队抵达的时候，“没收委员会”和政治部门会进行第二次确认，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确认土豪也是一门技术活，林伯渠在遵义给部队传授过“一摸二看法”，就是先暗中摸底调查，再看房子和牲畜。
那些房子大的、牲畜多的，想都不用想，百分百是土豪。
这些东西相当于豪宅和豪车，穷苦人民怎么可能有呢，你什么时候见过打工人开宾利？
林伯渠的方法简单粗暴，李坚真的判断方法就细致多了。
每到一个地方，李坚真就和几个同志爬上山头，从高处看谁家的房子大，看看先锋部队的记号准不准确。
确定高门大院以后，李坚真和同志们就下山，走到门口听狗叫的凶不凶，因为他们断定，土豪家的恶犬是最凶的，如果不凶的话，极有可能是破落户养的宠物犬。
一旦听到狗叫的非常凶猛，OK，进门。
进门之后还有三道程序。
第一是看猪栏、牛栏、马栏，如果牲畜多，那就和林伯渠的方法对应上了，肯定是土豪没跑。
第二是看灶台。土豪家的生活质量高，经常能吃到肉，而且做饭炒菜也愿意用油，所以灶台上肯定有一层厚厚的油污。他们抹一把灶台，发现手上有油污，那这一道程序也完成了。
第三是看农具。穷苦人民普遍农具不多，够自己用就行，土豪家就不一样了，因为要给下人和佃户使用，各种铡刀、犁、耙、铁锹、镰刀等农具非常齐全。
看到农具整齐摆在仓库，李坚真的第三道程序也完成了。
“这家就是土豪，准备打。”
确定了土豪的名单，到底怎么打，也有讲究。
那些城镇的小土豪，红军贴出布告说明情况，直接就进去打了，然后把打土豪缴获的钱粮，一部分留做军用，其他的分给当地穷苦人民。
朱老总和史沫莱特说过，我们总是没收地主和官吏的财产，把我们的粮食补充够了，便把剩下的分给贫农和城里的贫民。
都这时候了，红军还在兼顾供给战争和改良民众生活。
而对于臭名远扬的地区性大土豪，红军就会召集贫苦人民开大会，把道理讲清楚了，军民一起进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比如1934年腊月26日，中央红军到达四川古蔺，当地有个大土豪叫王典章，此人有个“安贵园”，常年囤积着足够数万人吃的粮食。
红军调查清楚以后，便召集当地人民批评王典章，当地人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声讨王典章不是个东西。
群情激愤之下，红军和当地人民说：
“干人兄弟们，土豪劣绅平时压迫剥削我们，打土豪没收他们的不义之财，是取之有道的。现在要过年了，有的干人还没有米和肉，大家都分了吧，红军一定给你们撑腰。”
大家听到红军的话，马上冲进去分粮分肉，不到2个小时，附近十里八乡的穷人都来了。
那种景象类似于史书里写的，义军开仓放粮，百姓来归。
就用这么一套方法，红军打土豪特别顺利，而且从来没有打错一个土豪，基本保证了长征中期的经济来源。
萧峰在《长征日记》里记载，1934年10月到1935年5月，打土豪没收财产的就有21例。当然每一例不是只打一家土豪，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土豪，比如萧峰详细记载了一例：
“1934年10月20日，没收15家地主财物，筹款3万多元，筹衣被1200多件，筹粮很多。”
这只是萧峰的个人记载，他不知道和没记载的，比比皆是。
比如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贵州桐梓打了胜仗，经过顺藤摸瓜，在附近山洞找到贵州军阀藏匿的6万银元和黄金、粮食等物资。
比如在遵义打土豪153家，仅贫苦人民就分到90万斤粮食、500担盐巴、5万多件衣服。你想想红军留下的粮食有多少。
所以中央红军除了缺武器和减员，其他方面其实还可以，苦是苦了一点，不过也能过得去。
而红二方面军在长征路上，共筹集到21万银元，以及保证走到陕北的粮食。最有名的一次是在锡矿山，在矿霸家里查到16000银元和3000担粮食。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间比较晚，路程也最短，应该是最不差钱的，当事人的原话是：
部队供应状况还是好的。
3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打了不少胜仗，便能在城镇里稍微休整一下，利用这段时间，红军还抽空做点生意。
1935年1月，贵州军阀王家烈节节败退，红军没收了王家烈开办的盐行，以及王家烈准备犒劳薛岳部队的白金龙香烟，价值五万银元。
王家烈是真舍得花钱，但是他不知道，想接替他做贵州省主席的人，正是到贵州“剿共”的薛岳。
当时红军抽烟的人很少，盐也不能当饭吃，缴获这些东西和鸡肋似的，怎么办？
卖掉变现呗。
红军把王家烈的盐和香烟收集起来，取出一部分送给贫苦人民，随后便由后勤部门开办集市，把盐和香烟低价卖给当地群众。
因为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而红军用缴获的战利品，换来现金和银元。
有银元有时间，各部队给红军战士发了零花钱，让他们采购一些必需品，顺便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这样一来，当地的商家也跟着沾光。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说过，红军在猴场的时候给战士发了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
到了遵义城，卖毛巾雨鞋的杂货铺和书店，基本被红军战士采购一空，连仓库里的存货都没了。面馆和酒肆，依然是“莫不利市三倍。”
我们前文说过几次，战争供给和改良民众生活是红军的原则。
所以红军总部领导想到一个问题，在城镇休整的时候，有些战士可能用苏区货币买东西，而苏区货币在其他地方是不能流通的，红军战士花出去，不是坑人么？
于是总政治部规定了，每到一个地方，师级部队要设立临时货币兑换处，商家可以用收到的苏区货币，等价兑换全国通行的银元，决不让商家受损失。
如果没有临时货币兑换处，苏区货币绝对不能用，谁敢用就是违反纪律。
红军改善生活，商家小赚一笔，贫苦人民得福利，这事让蒋委员长知道，怕不是要气死。
不过当时红军内部已经流传一个笑话，说南京和各省军队长官是运输队长，蒋委员长是运输总指挥......
要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查资料，我还不知道“运输大队长”的起源这么早。
而有了运输大队的后勤补给，以及红军一路打土豪积累的银元，让红军总部和战士都有一笔钱可供支配。
这笔钱在长征中后期，起了大作用。
4
“四渡赤水”以后，红军沿着贵州、四川和云南的边界行军，而这些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习俗，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红军总部规定，不允许在少数民族地区打土豪。即便要打土豪，也是红军宣传和讲道理，让少数民族的群众自己来打。
于是此后的粮食来源，主要是向少数民族买。
朱老总亲自写了布告：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黎人习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
如果红军经过的地方有人在家，红军战士便好言好语公平买卖，绝对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要是卖家也不富裕的话，红军战士会刻意多给钱，甚至比市价高出一半。
如果没人在家，那也没办法，只能取走一部分粮食，然后把银元放在米缸里，并且留下致谢的字条，说我们是红军，不得已吃了你家的粮食，买粮钱放在某某地方，深感歉意。
取了粮留了钱，红军战士还给户主挑水扫地，然后再归队，军纪非常好。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番，也和喇嘛寺谈判，一次性买了1000头牦牛、30万只羊、22.5万斤青稞麦和炒面。
最大规模的一次“无人买粮”，发生在1935年7月5日到8月25日。
那时红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师，达到10万人的规模，粮食需求量很大。
两支红军驻扎的毛儿盖地区，属于人烟稀少的藏区，而原本就不多的藏民和牛羊，又被国府赶走，给红军留下一个无人区。
但是国府能把藏民和牛羊赶走，却带不走田里的青稞。
急需粮食的红军只好动手割青稞。随后红军战士把收割青稞的数量、原因写在木牌上，插在田里，承诺藏民带着木牌找红军部队，可以原价领到买粮钱。
这次筹粮115万斤，因为数量特别大，又没有留下足够的钱，毛泽东感觉很不好意思，到陕北后和斯诺说：
“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
其实在过草地前，红军一直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我们印象中红军大规模缺粮饥饿，就是发生在过草地的期间，这时候因饥饿减员是最严重的。
等过了草地，红军走出无人区，又可以打土豪了，而且经常性击溃围堵的国军，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资补充。
比如在红一、四方面军分兵以后，张国焘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吃大米，中央红军继续向陕甘行军，于9月份打了腊子口战役，击溃鲁大昌的后卫部队，直接缴获几十万斤粮食、2000斤盐。
这些缴获的粮食物资，对于7000多人中央红军来说，基本足够了。
随后中央红军就到了甘肃陇南的哈达铺，这是比较大的城镇，物资比较丰盛，红军可以把盐换成银元，然后用银元来买东西。
一头猪/5元、一只羊/2元、5只鸡/1元、12个鸡蛋/1角、一担蔬菜/5角，凡是红军需要的，这里都能买到。
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都要吃好点。
他们已经不用管能不能吃到，而是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吃好一点。
5
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取出早已写好的一首七律诗，反复修改敲定，最终形成现在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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