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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一书中说，他翻开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典籍，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从字里行间只看出三个字“卖国贼”。
从琦善到李鸿章，从袁世凯到汪精卫，多少个人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不管他是真卖国还是假卖国。
可如今，陕西的一个普通农民，也被有幸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竟然能和历代“卖国贼”为伍，成为要打倒的对象。
2012年6月初，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子，强制引产其肚中胎儿。因不要赔偿，坚决要求法办责任人，强制流产事件陷入僵局。
被引产的7个半月胎儿父亲邓吉元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后，被当地人骂做“卖国贼”，还在邓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
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
一个小百姓也能卖国，也真是太抬举她了。
文章开始之前，先科普一个法律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严禁出于计划生育目的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此外，2001年出台的法律禁止在怀孕六个月堕胎。
然而，因为法律施行不统一，许多地区的地方官员仍然实施强制性灭绝和（或）强制堕胎，有时是在胎儿存活的第7到9月内.....
案件回顾：
冯建梅（1989年12月25日 - ）是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人。
2006年，她与丈夫邓吉元结婚，2007年诞下一女。2011年10月，时年22岁的冯建梅怀有第二胎。听完亲戚们的建议，冯建梅和丈夫认为，由于生活在农村地区，加上相隔五年怀上第二胎，他们理应有权生育第二胎。
可据镇坪县官员介绍，政府曾于2012年3月联络冯建梅，告知她需要获得包括新户籍在内的文件才能递交生育申请。但冯家否认这一说法，表示事发前几天官员没告知他们这件事。
5月28日左右，当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冯建梅，劝说堕胎未果。
5月30日，计生人员登门拜访，当时冯的丈夫外出工作。一开始计生人员试图说服她自愿堕胎。几个小时后，冯建梅告诉他们她要外出买东西吃，把他们留在客厅内。实际上，她是去了姨妈家，当时有大约15名工作人员尾随她。
当时计生人员没有立刻控制冯建梅，而是在姨妈家对她加以轮到看护。
第二天早上，冯建梅出逃，计生人员恐慌。途中，冯建梅截停一辆面包车，说服司机帮助她。司机载着她离开大路，她在之后的14个小时中躲在山坡上，在寒冷多雨的天气中等待着黑暗的掩护。
晚上，她趁着夜色，去到了乡下亲戚家，躲在床下。尽管如此，计生人员还是找到了她，据称还殴打她。他们让她睡了一晚，6月2日把她带去医院。目击者报道称，四名大汉从家中带走冯建梅时，她的头给套上了头套。
同一时间，计生人员也在和冯的丈夫沟通。
6月1日，他们要求邓吉元第二天更改妻子的户籍类型，不然就要缴纳1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一天之内更改户籍类型显然不可能。但邓吉元回到镇坪县前，讨价还价将罚款降至3万元（实际上他只能从工作单位借到1.8万元，希望凭借条可以先支付差额）。
回家途中，邓收到短信，被要求立即支付升到4万的费用，而且“一分钱都不能少”。其他家属也收到类似短信。
在医院，两名男子强迫冯建梅在同意书上按指纹，签署授权堕胎的文件。她被带到手术室，在两名男子的束缚下被注射杀死胎儿的毒药......
等家人们到场时，死婴就放在建梅旁边，等待处置。
手术使建梅精神受创，愤怒的她砸碎了护士办公室的门和橱柜。
2012年6月，被强制引产后的冯建梅和身边死去的女婴。照片被曝光后引起全球关注，中国计生部门的恶性执法被大规模讨伐。
之后邓吉元开始讨说法。
6月11日，吉元向安康市信访局上访。一位副市长向他表示会进行调查，然而调查迟迟没有动静，吉元最终把家人的经历发上网。
冯建梅强制引产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但政府的回复却迟迟不来，反而加强了对邓家的监控。同时，镇政府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份声明，声称建梅签署堕胎的同意书时身心正常。
而后，冯建梅小姑、吉元的妹妹邓吉彩从湖北赶老家，她用随身带着的相机拍嫂嫂。后来计生官员发现录像，要求她删掉。尽管如此，吉彩还是用手机偷拍了几张照片。6月11日，冯建梅躺在医院病床上，“目光呆滞地凝望着天花板”，身旁放着血淋淋的死婴尸体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发布，连同公布的还有当局威胁短信的照片。
图片引起公愤，事件报道迅速蔓延。愤怒言论从全国各地涌入，纷纷指当局的行为是“暴行”，“等同于杀人”。评论不乏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也有评论把案子归咎于地方官员腐败或城乡差距。
尽管许多帖子迅速遭到删除，但新浪微博的照片到6月13日获得累计4万多条的评论，其中冯建梅的图片在6月15日获得最多的关注，话题“怀孕七月被迫流产”登上网站热搜榜榜首，用户评论累计100多万条。
讨论还蔓延到其他媒体，其中网易迅速封锁了帖子，防止进一步讨论。
因为事态的蔓延，镇坪县医院居然打出了“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企图让冯建梅一家妥协。
政府让各村村干部拿着横幅游行，但鱼坪村村干部没去”，邓吉元如今谈起此事，也是哭笑不得。
6月26日，安康市终于通报调查结果，镇坪县副县长、县人口计生局局长等七人被处以记大过、撤职等处分。邓吉元随后获得一次性补助约7.2万元，“算上医疗费用一共这么多，没有外界说的几十万。”
2012年6月，有“村民”在镇平县医院门口打横幅称“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彼时，邓吉元接受了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将事情“捅了出去”。
“县上有领导不让给你”
死去的7个月大女婴被葬在邓吉元老家的后山上，没有墓碑没有坟头，但邓吉元清楚地记得位置。女婴由邓吉元大姐从医院带回，邓吉元父亲安葬。3年多来，只有邓吉元在2013年清明节时去过，“只是去看看”。冯建梅起初并不知道女婴葬在何处，后来无意间听家人说起，但也“不愿去看”。
2012年7月20日，冯建梅出院，摆脱了长达近50天的“软禁”生活，“老公走到哪都有十几个人跟着”。对于医院的生活，冯建梅用悲痛欲绝来形容，“大脑有时会突然空白。”
几天后，夫妻俩被带到镇坪宾馆与曾家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为了保险起见，邓吉元录了音。协议中除了上述7.2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还有以下规定：冯建梅由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治疗费用由镇政府承担；承诺给冯建梅买一份养老保险，等到上年纪了一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并承诺给邓吉元父母办低保。而对于邓吉元一家的要求是“任何人今后不得以同一事由提出异议”。
邓吉元称，协议签好之后，镇长邓杰说要拿到镇政府盖公章后再返还，但从此再无后音，协议中的承诺至今未兑现。邓吉元又指，自己曾找曾家镇镇长郑杰和镇坪县计生局局长朱英索要协议，郑杰的答复是“县上有领导不让给你”；朱英则并未当面拒绝，只是表示“到时再看吧”，便无下文。
但面对记者的当面询问，镇长郑杰却是直接否认：“没有这样的协议，像低保是要依法符合国家政策的，邓吉元家盖着二层楼，他本人又做工程项目，不满足这个条件”。
而在鱼坪村已做了4年村支书的张才先看来，“政府对他家够好的了”，但并未过多解释。“镇党委书记每年都去看我爸”邓家小妹邓吉彩对此心存感激。
但可以肯定的是，强制引产事情后，当地政府与邓吉元家的隔阂并未消失。让邓吉元一直不解的，鱼坪村每季度组织一次的育龄妇女所“三查”（查孕情、查环情、查病情）活动，自从那件事后再没有叫过冯建梅。
等到为小女儿邓思仪去镇坪县办准生证时，邓吉元被计生局告知无法领取1000元营养补助金，原因是冯建梅没做孕前检查，不符合领取条件。“一千块钱倒是小事，这不是欺负人么？”
48岁的鱼坪村计生专员王东兴对此事有另外一种说法，“冯建梅没住在村里，在平利县，找她几次都不在家。”对于这种说法，邓吉元脱口而出“狗屁！”，再无更多话语。
这是在采访中，唯一一次感觉到邓吉元的愤怒。
“宫腔里有遗留”
对于冯建梅来说，走出强制引产后的阴霾，并不比接受引产本身来得容易。那段日子，冯建梅一直做噩梦，梦里“那些计生人员把我按床上打针，我怎么挣扎都没用。”冯建梅说，当时在黑龙江的母亲经常打电话安慰她，给了她莫大鼓励。
这一切，邓吉元看在眼里。“她没以前活泼了，平常也不怎么说话，会无缘无故暴怒，又突然安静下来。”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让邓吉元很是担心。
伴随着这对年轻夫妻的还有不解。冯建梅不止一次被鱼坪村的村民质问道：事情闹这么大干什么，以前大月份被（强制）引产的人不是很多嘛，哪有像你们这样让外国人看笑话的。
一位在曾家镇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汉如今谈起强制引产事情，仍然表示“邓吉元已经不错了，政府给赔了不少钱。比他家惨的也有，但政府也没表示。”他嘱咐记者不能透露姓名，“我还要在这生活呢。”
为了逃离这片土地，2012年9月，在家中休养了不到两个月的冯建梅远赴江苏，原本在曾家镇上学的大女儿邓欣雨一同前往，并在江苏上了幼儿园。邓吉元的二姐邓艳在江苏生活多年，彼此也能照应。本来按计划处理完家中事情一同过去的邓吉元，因接了水电站的工作而搁浅。迫不得已，冯建梅2013年9月又回来了。
但她并未回鱼坪村，而是将家安置在了镇坪县的邻县平利县。当年将他抓走的数十名计生人员如今大多还在职，有时还回去鱼坪村，“不想看见他们，心里不舒服。”
为了解开心结，夫妻二人在2013年初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但与此同时，因强制引产引起的后遗症已经开始出现，“宫腔里有遗留”，冯建梅说。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冯建梅无法正常受孕，几家医院都建议她做试管婴儿。
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为了治病，两人奔赴西安、沈阳等地的多家大医院治疗，医疗费花了五六万元，7.2万元的赔偿也所剩无几。按照调解协议，邓吉元曾拿着看病单找到镇坪县计生局报销，告知冯建梅无法怀孕，但协议不被承认。“各种各样的压力，当时挺绝望。”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邓吉元偶然听说西安有个小诊所治疗不孕效果不错，抱着试试的心态和冯建梅一起过去。连续吃了4个月的药后，冯建梅终于在2014年11月成功受孕。
今年9月1日11点10分，小女儿邓思仪降生，一家人都松了口气。
在怀孕之前，冯建梅的户口已从老家内蒙古迁到了鱼坪村。
邓吉元解释说，思是思念的意思，仪通忆，代表着回忆，怀念。
“生二胎不能强迫吧？”
在曾家镇上开了6年摩的的58岁村民王其昌（化名）对于计生政策的变化深有感触。他和妻子养育了5个孩子，2男3女。“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那叫一个严啊，想躲躲不掉，罚款又交不起，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计生人员开车拉走了，最惨时做饭没有锅。”而2013年后，他觉得计划生育工作没人管了，消息灵通的他再也没听说过强制引产的事情发生，“变化太大了”。
邓吉元的父亲邓孝刚对“罚款”也不陌生，他有6个子女，邓吉元排行老三，“超生罚的款能盖一栋房子了”。而小时候计生人员连“家里的一根面杖都要拿走”则还保留在邓吉元的记忆中。
在2012年底出任曾家镇镇长的郑杰看来，主要还是民众生育理念的变化。也是在强制引产事件后的2013年，镇坪县取消了两胎之间间隔4年的生育限制，唯一保留的是夫妇双方必须是农村户口。据他的直观感受，外界认为的农村人喜欢多要孩子的观念已经过时。“即便国家放开二胎后，周边的朋友大多还是说一个就够了。之前放开单独二胎效果也不明显。”
据郑杰介绍，目前，曾家镇有公务员编制的计生干事只有5人，大多数直接负责每个村计生工作的是镇上指定的各村计生专员，一年的工资仅2000元左右。
上文提及的邓吉元所在的鱼坪村计生专员王东兴便是其中的典型一员。鱼坪村目前128户，人口520人左右。从2010年上任以来，王东兴能直观感受到村民不那么愿意生了。“村里普遍是二胎，有6户领了独生子女证，都是这几年的事情。超生户近期只有一例，还是在外打工时生的。”
提及这位超生户，王东兴哭笑不得。在向这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时，男当家只说了一句，“钱没有，多的那个孩子你抱走吧。”至今，社会抚养费也没收上来。“收不上来干着急，时代不同了，只能劝说试试。”
不过，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公布后，王东兴开始为他预判的新任务犯愁。“怎样说服村民生二胎呢，总不能强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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